【人民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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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最近各大平台都能刷到一条信息：孩子3周岁前，国家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数字不大，却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瞬间水花四溅。
不得不说，国家为了催生，真是煞费苦心。从2016年的二胎政策开放后，这几年又密集出台了很多刺激生育的政策。
除了直接的现金补贴（像深圳、杭州、济南等地），还有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个税减免、大力扶持托育服务……
政策不断加码，一条接一条，目标很明确：催生。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想生，甚至婚都不想结，不婚不育成了许多年轻人“保平安”的信条。有人说，用大家交的税，对生育的人进行奖励，对不生育的人来说，算是变相“罚钱”了。
网友总结一针见血：“以前是超生扒房，现在是少生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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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我想起父母那代人，那时候他们愿意生，想要生，却不敢生，不能生。实在要生，只能偷著生、躲著生。
我们家四个孩子：姐姐，我，还有两个弟弟。虽然我姐是女孩，按当时政策说可以再生一个，但好像得间隔6年还是8年（具体不太清楚）。我和我姐差4岁，所以生完我之后，大概我才几个月大时，一天夜里，计生办的人突然袭击。
我妈说：“当时9根电筒照进村，直接冲到我家进行搜查。”慌乱之下，她把姐姐藏到床底下，抱著我应对计生办的人，告诉他们“只生了我一个”。他们全屋搜寻，实在没找到第二个孩子，就走了。
后来姐姐说，有个人把手伸到床底下摸，差点抓到她的脚，她慌极了，但不敢出声，还好没被发现。
因为我还是女儿，所以父母肯定还要继续生。我2岁左右，父母把我和姐姐寄放在爷爷奶奶家，就外出打工了。
一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以便继续生儿子。二是也能多挣一些钱，外出打工，收入总好过在家种田。
在我6岁那年，父母终于得偿所愿，生下了大弟弟。大弟弟1岁左右，他们结束了背井离乡、东躲西藏的日子，回到了村里面。后来偶尔听我妈提起，那几年她应该吃了不少生育之苦。但其实，我和姐姐作为留守儿童，又是不被重视的女孩，寄人篱下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大弟弟2岁时，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的我妈却又意外怀上了小弟弟。他出生之后，原本我爸是打算把他送给别人的，但我妈舍不得，我和姐姐也附和著不让送走。本来生大弟弟就交了罚款，这又多出一个孩子，自然不被计划生育政策允许。
所以，不出所料，某天计生办来了一群人，不仅把家里房子的瓦片掀了，木墙砸了，还把家里养的猪和从人家那里借的牛都牵走了。最后，猪应该是抵了一部分罚款，牛因为是借的，父母就凑钱给赎回来了。
但那个被砸得不成样子的房子，和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家，却伴随著我那黯淡的童年，一起留在了过去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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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读到莫言的《蛙》，里面有一段，让我深切理解了“感同身受”这个词：怀孕九个月的妇女，被拉去卫生院引产。孩子已经会踢肚子，一针下去，再也没动。
书里的姑姑，身为妇产科医生，早期帮人接生，迎接了无数新生命，后来却成了执行政策的“刽子手”。她麻木地认为：“只要没落地，就不算生命。”这句话让我后背发凉，半夜惊醒。
写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父母那一代，想生，却被政策按住；我们这一代，政策放开了，却又被生活按住。
历史总是在轮回，从“不让生”到“哄著生”，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只是，当年被计生办掀翻的瓦片和砸烂的木墙，至今还卡在我的记忆里，提醒我：生或不生，这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从来都不只是钱的事。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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