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自1978年以来，大概没有哪一年像2025年这般让中国人民觉得毫无希望。极不情愿地等待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一年的到来，似乎才是2024-2025跨年之际人民的真实感受。
这种与经济大萧条相似的社会低沉，可以从跨年期间大城市街道的冷清中看到，也可以从除夕夜中国（中共）领袖的新年讲话中看到。
习近平新年讲话颇有“自我告别”意味
非常罕见的是，这次讲话的录制背景显示，中国领导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另寻一地录制，颇有自我告别的意味。讲话基调也异常放低身段，不仅用了相当篇幅谈及民生，还罕见地未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用空洞的民族主义口号来振奋人心。可以说，处于信息孤岛中央的领袖，在新冠疫情过后的两年里，在大萧条开始的寒冬，终于意识到民生的艰难，而他的民族主义游戏也难以继续玩下去了。
现在与1976年十月政变前非常相似
对普罗大众来说，活著本身正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也构成了2025年的社会基调。在此之外，似乎有了一种不惜一切豁出去的意味。例如，在北京的出租车或网约车上，越来越多的司机明知车内有实时录音录像的监控，却仍抓住机会破口大骂当下的政治专制。在中国各地，从落后的小县城到发达地区，这种普遍的不满几乎成为新常态，与1976年十月政变前的情形非常相似。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中，人民似乎重新找回了作为政治主体的感觉。
当然，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太久。毕竟，当一场因“领导一失误，人民就要饭”的大萧条不可避免地到来时，饥饿和绝望本身就能消灭所有的不满。更何况，人民的各种代言人，从新闻记者到知识分子，早已被消灭殆尽。这种公共担当群体的消亡，与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工人阶级在阶级意义上的消亡如出一辙。因此，在2025年的蛇年到来之际，如果要谈中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景，已经显得无比奢侈。
其中，人民最为关心的，就是从2025年1月1日起，所有国外原研药退出中国医保集采后，如何才能从黑市或通过商业医保获得原研药。医药市场内与国外原研药的脱钩，彻底打击了中产阶级对中国模式的最后信心，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昂贵的商业化医疗保险方案，而这些包含原研药的商业保险将严重拉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加速中国的通缩。
人民不再奢望自由民主，只是希望来年活著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问题都与劳动和就业相关，而这在中国的语境下显得卑微且无奈。人民不再奢望自由或民主，只是希望来年还能活著，就像那些在巴西的比亚迪工人一般。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苦力几乎成为他们的代名词，仿佛回到了19世纪的被殖民时代。
因为，几乎所有国企和私企当下都在追求降本增效，而社保负担的激增让私企难以为继，也让国企进一步增加派遣工的比例，压低工资水准。这些情况在比亚迪的巴西丑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却被当作所谓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而这种恶劣的劳动环境，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被以“AI取代人工的新质生产力”来解释，甚至得到与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类似的辩护，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产业政策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失业和更加恶劣的劳动环境。
六千万中国女性靠色情行业维生
更糟糕的是，除了那些在今年开始实行的“弹性退休制”面前瑟瑟发抖的临退休中年人，最为悲惨的还是职业妇女。她们不得不承受相对于男性2.39倍的无偿劳动时间和每日有偿劳动时间比男性短1.17小时的现实，还有更多的家庭暴力和抚养责任，更不用说普遍存在的职场性别歧视。从政治局女性的缺席，到卫生巾质量问题，再到知识分子围绕女权的争论，无不充满对女性权利的蔑视与憎恨。
经济下行时期，中国女性被迫大量涌入各种软色情行业，甚至直接进入性产业。这一规模超过六千万，与外卖骑手一道，成为中国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主体。即使如此，她们依然随时面临国家的暴力打压，包括日常化的扫黄行动，或者如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遭受的污名化，成为她们最沉重的迫害。在“远洋捕捞”针对企业家的打击更为引人注目之时，她们唯一的希望只是媒体与警察管制的放松，而这正是她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
也正是在无数的吴柳芳身上，中国的普通人与精英都意识到，来自国家的暴力与管制，才是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这或许也是刚刚过去的2024年充满暴力冲突的部分原因。人民唯一的希望，作为活著的条件，或许只是多一点内部的和平吧。△（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