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英德市多地遭遇洪水袭击,其中江南村遭到灭顶之灾,全村仅剩地标文峰塔孤立于水中。(翻拍自微博)
【人民报消息】自从6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省都面临著洪水灾害的袭击。尤其近几天,湖南省华容县、平江县均遭遇罕见的决堤、溃坝险情,但网际网路上却看不到以往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景。更有文章指出,中国「社会捐赠骤减,救援队捉襟见肘」。那么这背后到底原因何在呢?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共官媒央视新闻9日报导称:「财政部会同水利部今天下达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8.48亿元,支持湖南、江西、湖北、广东、福建、浙江、广西、安徽、贵州、重庆、黑龙江、云南等12省自治区、直辖市做好度汛救灾相关工作。」 南方多省洪灾 中央财政频频拨款 地方吁社会捐助 今年进入主汛期以来,中国南方多省面临强降雨袭击,防汛形势严峻。中央频频拨款,却是杯水车薪。 综合中国媒体报导,6月17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4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最高级别暴雨红色预警,也是自2010年启用预警发布机制以来的第三个暴雨红色预警。这一轮雨灾中,受影响的包括中国南方10多个省份,几乎半个中国都有洪水险情。中共财政部、应急管理部6月份两次向灾区预拨救灾资金3.64亿元和4.96亿元。 据官媒新华社报导,7月5日下午,湖南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造成近48平方公里的垸区被淹,7680名民众紧急转移。6日,湖南平江县九峰水库大坝也发生渗漏险情,当地已组织转移群众1000余人。中共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日紧急预拨5.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各地救灾工作。7月6日,华容县融媒体中心发布《关于接受社会捐赠告知书》,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业和组织积极捐赠,协助共克难关。 而此前7月2日,平江县刚刚遭遇70年来最大洪水,据官方统计,至少36万多人受灾。该县也向外界发布了《关于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希望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华容县灾民:东西只要到政府手上 老百姓就得不到 不过,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团洲乡的灾民陈先生(化名)对于外界捐赠却有不同看法。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如果你们真正要捐的话,你等水退了,一对一地捐给老百姓还是可以的。只要到政府手上的东西,老百姓就得不到了。」 陈先生的家人都来自被洪水淹没的垸区,目前只能投亲靠友。他说:「政府基本什么都没管,就是把我们驱赶出来了。昨天他们说有物资拿,我就跑过去,就给我发了一瓶矿泉水。我叔叔、我婶婶、我们那一块的还有几十个人,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在我们这里,还有来帮我们抗洪抢险的那些人,(政府)有时候给他送瓶水啊、或者给他送点什么吃的东西去。」因安全原因,陈先生采用化名受访。 对于当地是否有救助资源不足的问题,华容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你查一下官媒什么的,好吧?官方都有说明的。」 媒体:社会捐赠骤减 救援队捉襟见肘 中国今年南方水灾严重,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官方拨款,社会捐款似乎相对较少。《中国慈善家杂志》7月1日发表一篇《社会捐赠骤减,救援队捉襟见肘,如何应对救灾消耗战》的文章,其中指出,这波救灾举措中,虽然腾讯、阿里、字节跳动三大公司积极响应,但总体而言,企业捐款额明显下降。 文章援引《公益时报》不完全统计,2023年京津冀水灾中,有72家企业参与捐赠,善款总额超过10亿元。本次水灾的捐款企业则多是闽、粤本地企业及本地商会、机关单位。广东梅州市工商联公布接收的捐款额为约2300万元,福建龙岩市文明委则只公布了爱心企业名单,未公布具体数额。 文章说,社媒平台上,不少人提到对灾情的关注度与其严重程度不匹配,社会捐款也相对较少。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多数公益机构持观望态度。到目前为止,做出响应的基金会数量也仍显不足。 文章还以全国曙光救援同盟为例,指出其救援工作的资金缺口越来越明显,甚至救援人员的路费都成了难题。曙光救援队指挥长王刚说:「现在只能让弟兄们先垫付,然后找我,我尽量地去找资源。」 经济状况差 企业没钱捐 网易公共号「深度财线」7月7日发文指出,不要说当年1998长江大洪水、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社会各界和政府、企业数十亿、数百亿的捐款,就是相比近几年的郑州洪灾、京津冀水灾时国内大型国企、民企群起巨额捐款,这样的情况在今年也没有出现。前几年,大量外企在疫情爆发后针对中国进行数以亿计的捐款,但今年南方大洪水后,也没怎么看到外企慷概援手。昔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盛景已成为回忆。 近两年刚刚「润」美的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情况不好了,企业大量的倒闭,下岗失业。这些民营企业在疫情之后都经历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到的。」 旅美前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以往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一些公司能够赚到钱,但他们捐出一些钱做慈善也并非都是出于本意:「据我知道,(这)也是当地政府为了完成某一个目标。这些企业拿钱出来,他们可以有一些交换条件,比方说,我可以减免税收,或者是可以抵税,有这样一些政策。」他说,现在企业状况都不好,政府想让企业掏钱也掏不出了。 疫情后,中国经济停滞,外资大举撤离,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商投资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赤字。同时,中国的富豪掀起逃亡潮。据权威机构统计,2022和2023年两年,从中国移出的百万富豪就超过24,000人,带走的财富约1600亿美元。这自然也会影响到相关的慈善捐款。 民众为何不捐?收入少、怨气高、信息封锁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对于慈善捐助也兴趣缺缺。日前,一位家在广东南部、遭遇水患的旅美中国留学生李雍(化名)以书面方式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对舆论的监控,导致大部分洪灾事件在第一时间都被封锁消息,民众能得到的真相和新闻信息十分有限。他说:「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受是大家已经普遍对灾害新闻『免疫』了,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当然,这是政府管制舆论的不良后果。」 来自上海的退休人士郭先生(化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民众不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因为改革的红利没有真正落实在老百姓手里,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自从疫情以后没有好过,收入不是相应增加而是减少,因为物价在上涨。」 他说,老百姓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对于当局都充满怨气,一旦有大的灾难发生,百姓既不愿也无能力捐助。此外,他认为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捐款公开、透明地真正落实到灾情上面去,而是被这些利益集团、当官的、控制基金的人自己分了。」出于安全考虑,李雍和陈先生均采用化名受访。 「枪打出头鸟」明星和企业都不敢捐 除了企业捐款额有明显下降,演艺界明星在本次救灾行动中也相对沉寂。上文提到的《中国慈善家杂志》在文章中称,许多演艺界明星以往都带头参与救灾行动,主动发声呼吁社会关注,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但今年,在明星公益领域经验丰富、旗下挂靠有芭莎、华谊兄弟等公益慈善基金的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在本次水灾响应项目中,还没有明星主动找来发声或合作。 旅美前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你只要有一个明星捐款,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会变为众矢之的。(记者: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查你,你钱哪里来的?现在整个社会都是仇富心理啊。」 据中国《公益时报》网消息,7月5日,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险情后,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和鸣鸣很忙集团分别捐赠500万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天猫超市和菜鸟向决堤灾区提供救援物资。 不过,这些善举没有受到广泛肯定,反而惹来一些非议。有网友给霸王茶姬留言称:「这茶的利润太高了」,「以后坚决不喝这个茶了」,也有人发帖称:「没吃过赵一鸣,以后也绝不再吃」。 对此,旅美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认为,「枪打出头鸟」,以前他的企业也曾因为捐款救灾而被当局查税:「你捐得多了之后,就知道你有钱。地方税务就开始过来。所以那时候,我都怕了。」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何去何从? 中国兴起慈善捐款应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情,由于改革开放导致贫富差距拉开,社会互助机制才重新从政策层面被提起。据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报导,中国最早的慈善组织被称为「GONGO」,即「政府主管的非政府组织」,与国有垄断企业的性质十分相似,主要负责完成政府转移的行政任务。到1988年,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现代公益的种子才在中国开始萌芽。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中国民间基金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社会捐款出现了突破性增长。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当时,全国共接收社会捐款约750亿元人民币,17%的中国人参与募捐和志愿者活动,个人捐款首次超过企业捐赠。大灾中迸发出了巨大的民间力量,而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的效率低下,则在大灾面前一览无余。 地震发生后,由影星李连杰发起成立的「壹基金」及时进入汶川灾区救助灾民,并为赈灾共募款5000多万元人民币,引发民间对于红十字会等中共政府主导的基金会的高度质疑。旅美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老百姓对国家相关的慈善机构的质疑相当大了。你们在做什么?有难的时候,怎么都是民间的来做?这些大的慈善机构在做什么?」 不过,在政府主导型的体制之下,「壹基金」募集到的善款,自身只运作了极小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交由红十字会支配。最终,红十字会又委托给政府部门进行实施。 2008年以后,中国社会捐款总额基本稳定在五六百亿元左右。而2021年和2022年,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则分别达1192.5亿元和1085.3亿元。但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给官方主导的慈善机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触及到社会治理体系的根本问题。中国红十字会的捐赠收入从2010年的30亿元骤降到2011年的5.6亿元。 「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来炫富,那红十字会是什么机构?是一个敛财的机构了。」旅美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说,他也曾和慈善机构的一些领导们吃过饭。「你看他们开的车、穿的东西、戴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些钱去了哪里了。」他表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那些「国」字头的慈善基金,宁愿自己做,也不会把钱捐给这些机构。 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更收紧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控制。民政部连番出招,打击所谓的「非法社会组织」。2017年1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生效,境外NGO主管部门由民政部门变成了公安部门。 近年来,网际网路提高了公益效率,「轻松筹」、「水滴筹」这类通过网路平台发起的个人求助性募捐越来越多。但技术本身无法化解社会诚信危机问题。总体上中国的慈善业还缺乏专业、高效、透明,导致中国人即使有钱也不乐捐。 旅美前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大家都明白了,其实在中国,这些所谓的慈善就像是一门生意一样的。官员在里面涉及到一些贪腐,可能比一般的工程类项目的贪腐更厉害。」 他认为,除了腐败,社会道德的崩坏也令很多人对于他人的苦难变得无动于衷,这也是捐款下滑的重要原因:「他们觉得,你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跟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拿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