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4日，17岁女孩徐鑫洋（Xu Xinyang，右）在华盛顿国会举行的「制止中共人权暴行 声援民众退党大潮」（Deteriorating Human Rights and Tuidang Movement in China）研讨会上发言，她的父亲徐大为（图中）因修炼法轮功被酷刑致死。图为徐鑫洋的母亲迟丽华（Chi Lihua）手持丈夫徐大为奄奄一息时的照片，和女儿一同出席研讨会。（Samira Bouaou／英文大纪元）
【人民报消息】一份新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忽视、淡化或歪曲了发生在中国的大量侵犯人权事件，违背了新闻诚信，误导了政策辩论，助长了中共政权灭绝人性的宣传，其所犯下的罪恶很可能造成了生命损失。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FDIC）在3月2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受害者的苦难不仅受到了（该报）沉默、冷漠的对待，而且，更具破坏性的是，其文章对这些苦难的报导充斥著歪曲、不实和公然的敌意，表现出的不专业和偏见程度令人震惊。」 FDIC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调查中共政府对法轮大法学员实施的残酷迫害。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一种以「真、善、忍」为道德信条的精神修炼方法，包含五套舒缓的功法。中共政府199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于是法轮功成了中共镇压、迫害的目标。 FDIC报告说，尽管《纽约时报》自诩擅长解读中国的发展，但它对法轮功情况的报导却是「寡廉鲜耻」的。
2009—2023年，《纽约时报》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数量与关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文章数量比较。（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报告说，「《纽约时报》的报导歪曲事实，不负责任地将法轮功学员视为『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助长了犯罪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并使受害者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国际支持，这无疑给整个中国大陆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生命损失。」 报告指出，这并不是说该报完全忽视了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当涉及到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时，「《纽约时报》投入了大量资源、关注和专栏版面」，然而，一旦涉及法轮功，「该报的视角就会截然不同」。 《纽约时报》称，这个报告的结论「完全错误」。 鹦鹉学舌 重复中共宣传 报告说，在过去的25年中，《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报导大多是负面或不准确的，经常使用贬义标签，呼应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宣传。 该报的数十篇文章都将法轮功描述为「邪恶崇拜」（evil cult） 、「邪恶教派」（evil sect）、「邪教」（cult），或者「邪恶派别」（ sect）。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该报指出，「邪教」（cult）的标签来自中共，但没有进一步解释其真实与否；在另一些情况下，该报则以自己的口吻给法轮功贴上这个标签。 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人权研究者，甚至包括认真评估这个标签真实性的记者都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 张彦（Ian Johnson）曾于2000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法轮功的报导。他认为，法轮功「不符合邪教的许多常见定义」。 他写道，「其成员与组织外的人结婚，有外面的朋友，从事正常的工作，没有与社会隔绝，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也不向组织捐献大量金钱；最重要的是，自杀和身体暴力都是不被接受的。」 他还写道，「（法轮功）本质上是一种非政治的、向内修心的修炼方式，旨在从精神上净化自己，改善个人健康状况。」
《纽约时报》2018年11月25日版刊登了一个名为「中国规则」（China Rules）的栏目，这个以红底以及特大号汉字作为首页的栏目，对中共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导，同时贬低美国。（Samira Bouaou／英文大纪元）
FDIC说，在《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它媒体对法轮功所遭受迫害进行实地调查之际，相比之下，《纽约时报》的早期报导却表现出被动和肤浅，「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中共）政府消息来源的声明或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来推动其新闻报导」。 报告指出，重复中共政府的宣传是轻率而危险的，并重点引用了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中共）官方媒体对法轮功的公开诽谤运动造成了仇视法轮功学员的（社会）气氛，这可能助长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行为。」 另一方面，在《纽约时报》关于法轮功的文章中，只有约3%的关于法轮功的文章，包含了对该修炼功法的最基本的描述——谈到了其核心原则是「真、善、忍」。 报告强调了该报歪曲报导趋势的两个明显例外：已不再为该报撰写中国报导的杰安迪（Andrew Jacobs），曾在2009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几名法轮功被拘留者和酷刑幸存者所处困境的报导；在2013年，在一张中国劳教所的被拘留者藏在美国凯马特（Kmart）公司商品中的字条被发现后，他又撰写了另一篇报导。（注：杰安迪2008年被《纽约时报》派驻北京，2015年离开中国。）
2009—2023年，《纽约时报》关于法轮功的文章与关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文章在标题或导语中提到监禁、拘留或逮捕的次数对比。（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关于人数规模的谎言 在中共开始迫害之前，包括美联社和《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西方和中国媒体都曾报导，法轮功有7000万或1亿名修炼者，一般来说这些数字采用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的数字。该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法轮功的规模进行了广泛调查。 FDIC指出，由于法轮功没有实行会员制，法轮功修炼者自己也无法确认这些数字。 然而，迫害一开始，中共就有意将法轮功描绘成边缘人，声称法轮功的「追随者」从未超过200万。这一数字从未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 然而，《纽约时报》却开始不加鉴别地使用200万这个数字，FDIC 报告显示，它甚至无视自己几年前的报导，更进一步暗示该7000万的数字是法轮功编造的。
1999年7月迫害开始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广州炼功，横幅上写著「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点」。（明慧网）
到2002年，《纽约时报》宣布法轮功已被「打垮」了，因此不再是一个有新闻价值的话题，但事实证明，这是中共的又一次宣传。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7年的估计，中国有700万至2000万法轮功修炼者。 它说，「尽管中共开展了长达17年的运动来铲除这个精神团体，但中国仍有成百上千万人在继续修炼法轮功，其中包括许多在镇压开始后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人，这表明中共的安全机构非常失败。」 据FDIC称，尽管法轮功修炼者遭受酷刑折磨的证据越来越多，《纽约时报》却视而不见。 2016年，《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会见了几位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暗示，良心犯在中国被用作器官移植的来源。当时，一些人权律师和研究人员已经整理出大量证据，证明中共确实在杀害良心犯，以推动其蓬勃发展的器官移植产业，而主要受害者就是法轮功修炼者。 在撰写了两篇关于争议性的中国器官移植的文章，并触及活摘器官问题之后，狄雨霏女士希望进一步调查此事，但她说，她受到了编辑的阻挠。
2021年8月31日，一位女士从纽约市的《纽约时报》大楼前走过。（Samira Bouaou／英文大纪元）
她在2019年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提供的证词中说，「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即我当时的雇主，对于我进行这些（关于器官移植虐待的）的报导感到不高兴，在最初容忍了我的调查之后，最终让我无法继续下去。」 「中国法庭」是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负责审查活摘器官的证据。该法庭于2019年6月得出结论，「多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活摘器官行为，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来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 专家组的最终判决引发了《卫报》、路透社、天空新闻、《纽约邮报》等数十家媒体的大量报导。然而，FDIC发现，「《纽约时报》却保持沉默。」
《纽约时报》有关法轮功的文章中不准确或带负面色彩文章所占百分比。（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怀有敌意」 报告说，近年来，该报对法轮功的报导变得「公然怀有敌意」。 2020年，该报迎合当时的反种族主义热潮，声称法轮功禁止异族通婚——这显然是谎言，因为跨种族通婚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很常见。 报告称，该报还把法轮功描绘成「隐密」、「极端」而且「危险」，但没有证实这些说法。 另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性被该报加以掩盖，仅仅被该报称为受到指控。法轮功反迫害的努力被该报定性为「公关活动」。 该报2020年的一篇文章用一句话掩盖了中共几十年的血腥镇压，「该组织……指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并摘取被害者的器官。」 FDIC说，迫害实际上已被广泛记录，包括在联合国、美国国务院、国际特赦组织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撰写的几十份报告中。
2024年3月20日，华盛顿，众议员扎卡里‧纳恩（Zachary Nunn，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举行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上发言。（Madalina Vasiliu／英文大纪元）
《大纪元时报》近日获悉，《纽约时报》目前正在撰写一篇针对法轮功学员创办的中国古典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神韵艺术团（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的专栏文章。 神韵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钉，它不仅在一些舞蹈作品中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而且公开表示，其演出展现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 FDIC副主任刘宁平（Larry Liu）说，《纽约时报》（准备发表的）针对神韵的文章「将可能是中共梦寐以求的」。 鲜明对比 FDIC的报告称，《纽约时报》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与它对中国其它一些侵犯人权事件的处理，尤其是对藏人和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迫害的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9—2023年，该报刊登了200多篇关于维吾尔问题的文章，300多篇关于西藏的文章，17篇关于法轮功的文章。 报导的质量也大相迳庭。关于藏族和维吾尔族，该报纸广泛报导了镇压的方法、拘留所的条件以及个别受害者的故事。数十篇社论或署名文章对这些报导进行了强调。 在同一时期，《纽约时报》没有发表任何关于法轮功迫害的社论、署名文章和专栏，甚至连一封致编辑的信都没有。 FDIC指出，「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尝试投稿。」 报告说，关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报导「值得这样的报导和国际关注，同时也会给《纽约时报》的记者和消息来源带来风险」，但是「这与该报对法轮功的报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该报报导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也通常缺乏上述例子中明显的人性化、个人化关注」。 《纽约时报》发言人玛丽亚‧凯斯（Maria Case）称，该报告的结论「完全错误」。 她通过电子邮件说，「二十多年来，我们对法轮功运动进行了广泛而独立的报导，包括揭露中国劳改营的虐待行为，报导了有关中国强迫器官捐献的争论，并且研究其（指中共）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在美国媒体和政治中的影响力。」 FDIC对这样的描述提出了异议。 FDIC执行董事列维‧布朗德（Levi Browde）说，「我们的研究仔细而全面地分析了《纽约时报》的报导，发现其一贯使用不准确和贬义的标签，恶意中伤这一功法及其修炼者，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报导存在明显差距，这就是该报对法轮功报导的实际情况，远远称不上『广泛』。」
《纽约时报》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数量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累计人数的比较。（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彰显美德」 尽管屡屡受挫，《纽约时报》仍在下大力气，以打入中国市场，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 2001年，《纽约时报》时任发行人小阿瑟‧苏尔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率领该报作家和编辑代表团访问北京，在那里与中共进行了谈判，以解除中共对该报在中国境内网站的封锁。在该报发表了对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阿谀奉承的采访后几天，该网站就被解禁了。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正是党魁江泽民违背其他中共高官的意愿，独断专行，发动了「铲除」法轮功的运动。 直到2012年，《纽约时报》因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共时任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文章而触怒了中共政府，但该报的网站仍未被封锁。 尽管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收紧了对外国媒体的限制，但该报仍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 共产主义政权研究专家特雷弗‧劳登（Trevor Loudon）认为，从该报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角度来看，批评遥远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可能被视为是相对「安全」的做法。
2009—2023年，《纽约时报》上关于法轮功的评论文章数量与关于藏族和维吾尔族的评论文章数量相比较。（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他认为，「这是在彰显美德——『看啊！我们在捍卫人权！』但他们绝不会捍卫法轮功的人权，因为那会真正触怒中共，中共会因此大发雷霆。」 劳登说，虽然揭露中共侵犯藏人或维吾尔人的人权也会在海外引发公众愤怒，但对中国国内却不会造成什么不稳定，因为少数民族在中国中心地带的影响力有限。 但是，法轮功「植根于中国文化」，因此对民众有直接的吸引力。 他说，「中国人不会明天就皈依伊斯兰教，中国人不会接受藏传佛教，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对法轮功怀有一定的同情。」 对中共来说，对少数民族进行污蔑宣传也更容易，因为它可以给少数民族贴上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标签。就藏族而言，标签是「藏独分子」，维吾尔族则被描绘成「恐怖分子」。 劳登指出，法轮功修炼者不同，他们大多是普通中国人，分散在各个阶层，他们唯一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求当局停止迫害。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名法轮功学员手持写有「真、善、忍」的横幅和平抗议，遭遇中共警察的袭击。（明慧网提供）
他说，「中国人不会说法轮功是分裂分子，也不会说他们是恐怖分子，也不会说他们搞政治，真的，他们只能说他们很奇怪，不可思议。」 劳登说，假如《纽约时报》以人性化的方式广泛报导法轮功，就会直接揭露中共的宣传，挑战中共政权在文化领域的合法性。 他说，「中共自称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把法轮功当作其竞争对手，因为法轮功提出了一种（与中共）截然不同的愿景。」 他认为，「虽然法轮功不介入政治，但它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不接受中共喜欢宣扬的虚假文化。」 「假如……」 FDIC的报告最后提出了几个问题。 报告问道，「假如《纽约时报》继续向世界讲述法轮功的故事，诚实、完整地报导，充满同情，就像它对维吾尔人和藏人所做的那样，去报导堆积如山的暴行，而不顾中共在世界舞台上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那会怎样？那可能挽救多少中国家庭不会被拆散？可能帮助多少法轮功学员死里逃生？」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报告问道，假如这家报纸，凭借其独有的「议程设置」影响力，对法轮功问题进行了「全面」报导，这是否会促使国际社会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打击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遏制中共的极端行为」？ 报告继续问道，「外国公司和政策制定者会更早意识到与中共做生意的风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