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2021年5月，在中共播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第二十一集《愚公移山》中，講述了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召開的七大，這是中共在蘇聯召開六大17年後又一次召開的全國黨代表大會，而之所以延遲這麼久召開，中共以「戰爭環境和其他條件不成熟」一帶而過，從而掩蓋了其在國統區作亂、因被國民黨圍剿而逃跑，進而在延安推動西安軍事叛變、禍害當地百姓以及通過整風運動樹立毛權威等一個個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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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片之所以以愚公移山這個古老的故事作爲標題，就是因爲毛澤東在會議上講了這個故事，並稱現在中國人民頭上也有兩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共要帶領中國人一起挖平。如果說當時中共的言辭蠱惑了很多人，那麼在中共統治幾十年後，中國人，包括中共高官內心都不得不承認，壓在中國人頭上的真正大山正是中共，而除掉中共乃是當務之急。
搞笑的是，洗腦片居然大言不慚地說，七大提出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在中共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同時要以毛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彼時已是1945年，日本敗象明顯，而打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乃是在蔣介石領導下浴血奮戰的國民革命軍。中共七大提出的政治路線赤裸裸地將中共要奪取勝利果實的野心暴露出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空喊着要「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僞黨，卻始終不敢承認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召開中和其後，其祕密與日軍暗中勾結的黑幕，不敢公開毛在中共建政後多次感謝日軍侵華的黑幕，不敢公開中共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真正原因。
越來越多的史料表明，中共從其成立那天起，就不斷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其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後來更是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到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明面上喊着抗日，實則經常配合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還在斯大林的指示下，開始了與日軍勾結的歷史。
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 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 」同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僞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揚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
因爲事關重大，饒、揚、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着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僞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揚、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裏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爲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於是直接與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揚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爲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
對中共與日軍勾結的歷史，海外學者辛灝年先生在其《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提供了兩份證據，一個來自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一個來自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日記。
據《南京志史》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祕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揚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爲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祕密接觸。
6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爲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揚帆便啓程赴南京。此時，中共七大正在召開。
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揚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爲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祕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爲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
而中共一系列賣國勾當無意間卻被弗拉基米若夫發現。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在中共領導人知曉弗拉基米若夫已經知道其祕密後，還特意向他解釋，但這位記者顯然沒有被其謊言所欺騙，他氣憤地指責毛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爲自己漁利，「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並認爲人民不過是毛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
弗拉基米若夫所言還真是一針見血，中共何時將人民放在眼中了呢？ ！中共領導人爲了手中的權力，哪裏在乎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而爲了一己私利，毛和中共在建政後幾次感謝「日本皇軍的入侵」、甚至不要戰爭賠款就絲毫不奇怪了。至於日本右翼勢力一再否認侵華戰爭，與中共的這種態度不無關聯。
據中共官方記載，毛至少6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其中有幾次如下：1956年，毛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呀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的團結起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1960年6月21日，毛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過：「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1961年1月24日，毛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時、1964年7月10日會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等時，以及1970年12月，毛與美國記者斯諾會見時都表達了感謝日本侵華之意。
此外，根據海外英文網站的表述，在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見時，毛亦再次感謝日本侵華。
與感謝日本不同的是，毛對於了解中共與日軍祕密勾結內幕的黨內「同志」是毫不留情。他先是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後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爲「漢奸」，逮捕後被長期監禁。文革中，揚帆患上重病，一隻眼睛失明，後來因長期遭受精神和肉體折磨，出現精神不正常情況。而潘漢年1977年則在勞改中死於肝癌。
饒、揚、潘的下場其實早在他們替中共賣命那天起就已經註定，而像他們誤入歧途結局悲慘的人，幾十年來實在是無可計數。的確，一個賣國、戕害人民甚至對給自己賣命之人都毫不留情的黨，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就是人類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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