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时不时地在外交场合上，表达他对足球的喜爱与对中国足球的期待。但十年以后的现实显示，习近平的足球梦碎，留下一地鸡毛。这与他的治国理念有直接关系。 2011年7月4日，习近平会见韩国议员代表时说，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他的三个愿望。 据大纪元记者宋唐、骆亚采访报导，2015年3月，在习近平的推动下，“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炉，其中一个目标是职业联赛实现管办分离，出现类似国外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另外，各地中小学要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内达到5万所。 不过，在中共党管一切、举国体制的的治理机制下，习近平的“足球梦”的期望不仅未能实现，相反习近平执政10年内，党对足球的控制更加严重，中国足球队已经沦为亚洲二流球队。那些曾经在中国淘金的外国球员，在中共严厉“清零”政策下，见识了中共党性的冷酷，以及行政干预下的朝令夕改，纷纷离开中共国。 习近平执政10年 中国足球队沦为亚洲二流球队 今年4月6日的FIFA全球排名中，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降至世界第81，亚洲第11，已沦落到亚洲第二档球队，落在阿曼、乌兹别克斯坦等小国的后面。 4月1日，中共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被查，之前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于洪臣、中国男足前主教练李铁等8名官员已相继被查。 前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首席运动医学专家薛荫娴之子，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卫东对大纪元表示，“足球腐败从90年代时候就能看得出来，足球行业得到赞助比任何一个队都早，我记得70年代末期我上高中的时候，根本没人买得起空调，那个时候的足球队，他们每一个普通的队员都有这种待遇。” 他表示，为什么习近平处理足球界高官，是因为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效果。“现在靠钱能冲出去吗？钱落到人家手里，人性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腐败就滋生了，这是整个体制的腐败行为。”他说。 在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炉后，为实现习近平的“足球梦”，中共当局把足球提升为国家战略，成立“足球改革小组”。从2015年开始，足球的金元战争开始升级，中超市场转会投入从2014年的7217万欧元，快速膨胀到2017年的4.03亿欧元，一度是全球最烧钱的足球联赛市场。 疯狂的足球市场在2017年到达了顶点。在各大俱乐部挥舞的支票本下，奥斯卡、胡尔克、特谢拉、奥古斯托等海外球星相继登陆中超。 但在疫情封锁和中国足协干预的情况下，曾经火热的“金元足球”很快退潮，2016年以来中超联赛身价前10名的转会球员当中，只有奥斯卡一人目前仍留在中国，一些球队不得不解散，包括2021年的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苏宁。2023年中超的转播版权费相比起2015年，缩水近16倍。 清零让外国球员感受到中共党性的冷酷 疫情可能是击碎习近平足球梦的最后一个因素。在疫情封锁期间，比赛经常被推迟，进一步导致了挫败感。即使有比赛，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下，也是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前进行，球员在几个月内无法离开。 许多球员开始思乡。2022年，归化球员相继逃离。外籍球员这次感受到的不仅是职场上的挫败，还有中共党性压倒人性的冷酷。 CNN报导说，秘鲁出生、有中国血统的萧涛涛（Roberto Siucho），是继北京国安李可和侯永永之后又一归化球员，但在2023年他又恢复秘鲁籍。 萧涛涛说，“我有一年没有见到我的家人，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他们不能过来，很多足球运动员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精神上很苦闷，不能离开，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能继续这样下去。” 喀麦隆国脚约翰‧马里（John Mary Honi Uzuegbunam）说，“三年来，我没有享受过做丈夫或父亲的乐趣。有时九到十个月后才能见到我的家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错过了他第一个孩子、他的双胞胎孩子的出生，以及他们的前两个生日。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从训练回到家里，独自一人。看着手机上家人的照片，然后想，该死，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我有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马里已经离开中国，到土耳其去踢球。 加拿大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教练鞠宾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国，人是最渺小的；在国外，人是最大的。所以在一个不对等制度下，此类事情就开始出现了。” 杨卫东表示，这些外籍球员，在中共吹嘘所谓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很强大、很有钱的情况下，他们被迷惑、被骗了，“通过三年（清零政策）这些实质性东西后，他知道民主和自由的稀缺，他们回去了。”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奥运名将黄晓敏对大纪元表示，“这三年里中共把整个中国，不管是体育、经济或者是中国人的道德等，全部弄到不可想像的地步。那些在国外踢球的外籍运动员，一年都有一个假期，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跟亲人见面，但在中共清零政策下，这些球员根本回不到自己的家，跟自己的家人很难见面。” “运动员也是有情有感、有血有肉的人，你把他完全当成工具，那他完全接受不了，所以当时很多外国球星，他们都放弃了中国国籍，甚至毁约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黄晓敏说。 金牌第一的举国体制 专家们认为，中国足球沦落的根源在于中共奉行的“举国体制”和党管足球，这种体制已经渗透到足球思维里，足球项目被当局控制，成为一项少数“精英”争夺金牌的运动。 知名足球评论人士张路去年在一档访谈节目里说：（因为举国体制）小学搞校足球队，长时间进行成人式训练，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去，把中国足球彻底搞垮，搞到最后小学生没人踢球了，所有问题的根都在这里。 中共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赢得金牌。《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国自1984年以来赢得的奥运金牌总数的近75%集中在六个项目上：乒乓球、射击、跳水、羽毛球、体操和举重。 正常情况下，体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孩子在念书的同时，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体育项目，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些有天赋的孩子会被挑选出来，国外和民国时期都是如此，好处就是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基数比较大。 中共的举国体制却不是这样，它脱胎于苏联的“体教分离”模式，1952年中共成立了国家体育总局，专门从全国挑选出一小部分年纪小、长手长脚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进行精英化训练，体育从教育中被剥离了出来，体校孩子成了以“为国争光”为使命的体育特种兵。 张路表示，（举国体制）就是选拔尖子，使得培养足球运动员，成为少数人的事，结果造成了踢球的小学生极少。上世纪90年代，全国20个足球重点城市常年踢球的小学生只有一万余人，而到了2000年至2004年，这一数字可能降到5000人左右。而 日本这一数字不低于60万人。 举国体制一方面造成运动员受教育程度低，另一方面高强度的训练，让运动员的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对那些被淘汰下来的运动员来说，生活往往很艰难，在体育系统之外，几乎没有就业前景。 加拿大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教练鞠宾对大纪元表示，“本质上就是这个举国体制，因为这个体制没办法让体育独立，体育就是附庸在这个体制下，为这个政治体制服务的，所以运动员都是牺牲品。” 党管足球 在中国，体育往往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是服务于外交和爱国主义的工具。 今年3月底，中共体育总局到辽宁调研“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发展工作并举行座谈会。局长高志丹称，“三大球”要振兴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党管体育”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下力气解决协会改革过程中“党的领导偏软偏弱”问题。 鞠宾表示，“党的领导是一根大棒，让你瑟瑟发抖，再怎么样搞改革、要改变，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在这个制度下，中国这个体育怎么可能好？稍微聪明一点的、有点成绩的，像一些女子网球，到最后也不敢太违背上面的意志，不然让你一歇到底。你不能够摆脱政府，摆脱所谓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2019年3月29日，中国足球协会要求所有归化中国籍的外国球员，必须接受爱国教育，学习中国共产党教义。在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国家足球队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要求20名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杨卫东表示，“每个体育项目的国家队都有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国家队的领队。比如游泳队有一个党支部，这个领队就是党支部书记。体育中心主任基本上兼任党委书记。” “为什么说国家队是半军事化管理？军队到连级的时候，就有连长、指导员，指导员就是党支部书记，到了营长就有政委了，政委就是党支部书记。足协也一样，虽然是总教练制，旁边还有一个领队看着他，所以就是搞不好。”杨卫东说。 在过去改开时代，体育改革要远远落在经济改革的后面，中国足球始终存在行政权力和市场的“双轨制”，没有像欧美一样走向真正的市场化。 2015年的足改总体方案推出至今，要求的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未能实现，行业人士希望成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也始终未能实现。在中国足协“管办分离”的现实操作中，只是职务名称的改变，还是那些人和那些权力。2015年12月于洪臣不再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但第二年3月中国足协成立党委，于洪臣又成为党委书记。 中国足球改革三十年后又回到原点，反观中国足协却变得越来越庞大。1992年，中国足协只有4个部门，到了2017年杜兆才时代，多达28个部门，其中还有一个“党务人事部”。 鞠宾表示，“中国的体育首先要依赖于政治，它是不独立的，和西方体育界是两码事。西方的体育叫俱乐部制，或者是单项协会制，没有政治倾向，政府无法去干预它。但是在中国，体育是不独立的，哪怕企业资助，但是它要听上面这一层一层的领导，如果说和政治有冲突的话，一定是聼政治。” 失去体育运动真正的精神 中共的金牌第一举国体制、党管一切，让体育失去了真正的精神。鞠宾表示，“真正的体育精神是来自体育本身，但是中国体育它有一个政治帽子扣着你，你没办法摆脱掉，所以在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体育精神，竞技体育就是为政治服务拿奖牌。” 2022年中国队在大年初一1-3惨败于越南队，赛后主教练李霄鹏表示，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赛的设计出了问题，队员踢得很努力，另一方面是赛前激励过度，队员太想赢，上半场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度过了半场比赛。 鞠宾表示，“中国的体育和世界上的体育是两个概念，表面看上去都是在打球，踢球，事实上本质是不一样的。本质上体育在中国是不能独立的，你看中国有独立的运动员吗？你不听上面的，你明天就给我走人。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哪样事情是可以有保障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保障。” “根本上，如果有一种奴隶思想，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因为你不具备真正的体育精神。” “你冲不出它（中共）的天花板，这个个体完全自由了以后，它害怕，一定要把你压下来，所以你在中国你怎么弄、你怎么宣传，你说这个梦那个梦没有用，那都是恶梦。因为体育是为政治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体育，不能成为真正的体育。”鞠宾说。 鞠宾认为，“如果想洁身自好，想弘扬体育，利用体育市场，发挥自己的才智，你必须去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够独善其身，不然的话，在中国所有的体育界都是一样的。”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奥运名将黄晓敏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体制现在已经腐败，根已经烂了，就是运动员自己真有凭着公平竞争的想法，基本的体育运动精神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再有好的想法，也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