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颠覆中共国家政权，给这个体制掘墓，只要什么事情跟这个沾边，我做起来就特别有劲。

今年一月份，我下决心切除胆囊，就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时间让自己继续在战场上奋战。

【人民报消息】2007年我被抓时，警察刻意羞辱我，我被套上黑头套，他们强迫我的头和膝盖平行，穿着拖鞋做「喷气式」。后来我被用铁丝捆起来，国保队长坐在我身上，屁股颠来颠去，压得我喘不上气，肋骨都要断了；他们还用约束带缠上脚、胳膊，然后把胳膊吊得高高的，保持同一体位，17个小时! 胳膊都快废了，一个多月都举不过来，酸痛得就像虫子在爬……这都是我经历过的。国保恐吓我，要把我活埋了，人间蒸发了，或者把我送疯人院，这种威胁太平常了。 被抓时我女儿刚出生45天，妻子在里边喂奶呢，警察冲进来就把她控制了。所以我妻子也老梦见一个场景：有人冲进来，把她摁倒在地，用脚踩着她。 我妈妈担惊受怕，那时几乎隔一天就做噩梦，然后哭醒。梦到我背铐手铐，被人打死扔进河里。我被捕以后，当局想转化我，让我父母到看守所看我。满屋子的警察，我妈妈当时就站起，从对面过来，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把袖子撸开，她检查我手上是否有手铐的痕迹，那种我被打死扔在河里的场景，已经成了她的魔咒！70多岁的她对那些国保说：口上留德，手上留情。 ◎ 真正的勇士 就是那些腿打着颤依然向前冲的人 我还没体会过绝望，我觉得悲观走到尽头就是绝望吧，你自己解除了武装，认为自己无力、无能，你放弃了抵抗，这些绝对不是我的选项。 2006年2月16日，我和高智晟律师一起搞维权抗暴绝食，我被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在通州台湖第五生产队，房间是钢化玻璃，窗帘24小时都拉得紧紧的。41天后，我被扔在一个荒地，国保警告我：如果你将来还搞这种事情，还要这样对待你！我回了一句话：放心吧，我会好好继续给你们掘墓的。 我认为希望本身就是力量，代表你的生命力，生命力里边，有你的意志、行动力、想象力。罗斯福说过，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觉得绝望也是这样，绝望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被你自己打败，是你自己投降了，在意志和心理上你杀死了自己。我不会有这种绝望的，就是哪天死了，我也不会带着绝望去另一个世界。 我从小到大都是很普通的人，技能、智力、心理、身体等各方面我都不特别突出。这么多年的抗争，我又落下很多病，肝硬化、胆囊炎、胆结石，急性胰腺炎等等。12年前我就是慢性肝硬化，过去一年半四次急性胰腺炎发作，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我还是坚信，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用我现有的生命力，去推动实现我想追求的一些东西，就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 人都是脆弱的，精神、身体的脆弱是人之常情。「709」律师案里，大部份都认罪了。当局用很多方法，以人性的弱点，或者以你的家人对你要挟。但是，即使有很多脆弱事情发生，这个社会的发展仍然在向前，中共的独裁无论多么强势，也无法跟历史趋势对抗，它只能节节败退。每一次「维稳」，每一次群体性的打击，每一次制造的恐怖震慑，都是因为它内心恐惧，恐惧的是它，夜不能寐的是它！不管个体多么脆弱，或者某个群体中有时候会显出脆弱，这都不是让人绝望、悲观的理由。 脆弱并不可怕，恐惧也不可怕。真正的勇士，就是那些腿打着颤依然向前冲的人，当脆弱和恐惧在你内心产生，那正是你战胜自己，也就是战胜对手的起点。而且，从恐惧和脆弱历炼过来的人，坚持下来，才会被锤炼得非常勇敢。 ◎ 父亲母亲的默默付出 我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后，加入了中共党。他们跟我说的明白，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就是因他们出身不好，历次政治运动受到波及，成为党员之后，对保护我有作用，「你将来出身就会好一点」。 加入共产党就像加入纳粹一样，这不是污点吗！？但发生在我父母身上，我就深深地理解了。中共的诡诈疯狂、残酷无情，他们是体验最深的。他们很现实。（编者注：真正对你的保护是他们退党，胡佳，你爱你的父母，就让他们化名退党保平安吧，这样他们才会有未来，你们的家在未来才会完整。） 在我父母家，现在我不敢接电话。接听中只要我言语露出锋芒，我爸就不让我说，或者要我马上离开。他不想听。 我妈对我朋友说过，我儿子胡佳是一个不知道恐惧的人。她绝不在我面前说这些，她不当面鼓励我，因为我是她的儿子。她知道国家的进步需要有人付出，需要有人牺牲，但她不想让她儿子去付出，她和我爸已经付出了二十多年的青春。 做艾滋病的时候我没什么钱，那时我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工资交给我妈，用的时候再要。后来我发现，我从她那里拿的钱，数量远远超过我给她的，我问还有钱吗？她总是告诉我还有。她知道我做的很多是好事，无言地支持我吧。 我妈说，你爸弄了个收音机，在听法广，因为法广干扰小一点，有时能听到我的名字。但我爸特别告诉我妈，别告诉胡佳。 我被查出肝硬化时，我爸那年70岁，他立刻说，要换肝吗？我换给他。这是父亲。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延续我的生命。他们只是纠结，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烈士，至少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们是想保全这个家。 ◎ 女儿胡谦慈 我在监狱时，妻子带女儿胡谦慈探视，有一次探视出来，这个三岁半的小丫头竟然说：将来爸爸换了衣服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了。妻子和母亲非常吃惊，因为出狱的时候，确实就要换下囚服，穿上家里送来的衣服，这小丫头怎么知道这程序？ 妻子对女儿说：「（监狱）那是爸爸的幼儿园」。我出狱后，她有一天突然问我：爸爸幼儿园里的叔叔怎么都带枪呀？她指的是监狱门口的武警。 我出门开车，女儿坐在后座上看，后面跟着国保的两辆车。她词汇不丰富，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管国保叫「调皮」，「捣蛋」，「淘气包」。 因为支持高智晟和关于陈光诚逃到北京的事，我被抄家，警察闯进家门，嘀哩咣当地搜查。我把女儿的门掩上，她很乖，一个人在她的小房间看童话书。后来我妻子回来，她突然说：计算机都拿走了，其实她知道，警察抄走了我的东西。 我出狱后第二年夏末，妻子考上了香港大学博士研究生，就带女儿去了香港。在女儿的成长中，我一直是个缺席的父亲。 ◎ 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颠覆(中共)国家政权」 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颠覆中共国家政权，给这个体制掘墓，只要什么事情跟这个沾边，我做起来就特别有劲。 因为家庭出身，上小学时我不是第一批入队的，人家都带红领巾，那时我还真有点沮丧。 如果现在我女儿在中国大陆上学，不会加入少先队，不会参加中共的政治组织，我肯定不让她进入那套「童心向党」的灵魂扭曲系统，不让她与共产主义赤色法西斯有任何形式的关联。我公开说过：应该解散少先队、共青团，解散共产党，这也是我煽动颠覆中共国家政权的公开言论。 ◎ 吐狼奶 现在我把狼奶到底吐干净没有？这一点我非常非常不自信。也许我只吐出了百分之三十，还有很多没有吐干净。 有人说我写文章的风格很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开始我没感觉，但对照去看，真的很象，就象是它那个模子刻出来的！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没离开这个环境，它的喉舌宣传曾是我们获取信息的唯一管道，每天接触的，都是它的喉舌语言：新华社语言，人民日报语言，新闻联播语言，耳闻目染，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 所以当有人给你指出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反思。我们需有一个认清自己、然后脱毒，把自己的狼奶吐干净的过程，这过程可能会伴随一生。 ◎ 我从未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 人们常介绍我是「萨哈罗夫」奖获得者，但我真正的想法是，我从未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只不过在奥运期间，我比较活跃，我是奥运囚徒，我成了一个符号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所有奥运期间争取人权者的荣誉，是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不断争取言论自由过程中的积累，让国际社会看到了。 之前高智晟也被提名过，90年代魏京生曾获得过这个奖，他们思考的高度，现实中的引领作用都大于我，他们远远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萨哈罗夫」。「胡佳」只是在那个热点时期作为符号，被填上「萨哈罗夫」奖的名字，取得了荣誉而已。 ◎ 没有一秒钟想过要离开这个国家 我44岁了，但我生命中没有一秒钟、没有一次出现过「我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念头，这念头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些西方国家曾向我表示过，以政治避难这种形式帮助我，让我更安全。我跟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不会这样选择。 有人说：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祖国。但我想的是：哪里是祖国，那里必须自由！ 凭什么你们在这里肆虐，我只有逃跑的资格？应该被赶走或者逃跑的是你们！尽管中共随意给我安「罪名」，但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正当的、是正义的，我在追求社会公正，这是符合普世价值的！ 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无论下一步面临什么险恶，我都觉得那是我应该承担的。这个战场，是上天给我最大的馈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战场上奋战，而且有时冲在前面，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如果说有一天我出国了，只有一种可能：中国已经民主化了。我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我许给女儿的，我缺席了她的成长，作为父亲，我想带她去环球旅行，让她开阔视野，我也很想到那些民主国家去看一看。 ◎ 说出我看到的 哪怕受「千夫」所指 小时候，我爸给我讲过两个安徒生的童话，一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是《皇帝的新衣》。那时候每到圣诞节，我都到大街上转，我想碰到卖火柴的小女孩，或者卖火柴的小男孩，我想带她一起回家，过一个温暖的圣诞节和新年。 后来，即使我知道这些都是童话了，也会在那时出去转转。每年冬天，我和朋友们都会买一些军大衣、翻毛保暖鞋等，跑到北京南站那边，发给一些艰难度日的访民，我能力有限，买的不多，但我会去。 《皇帝的新衣》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即使你改变不了世界，也不要被世界改变，你要有分辨能力，要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做「小孩」这个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唱赞歌的时候，我说出我看到的，哪怕受「千夫」所指。 ◎《肖申克的救赎》主人公 2008年我被送进潮白监狱，一个狱警问我：「你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吗？」狱警说从我的身上，看到了电影里的主人公。后来我看了这个电影，主人公受到冤屈，最后用自己的方式争取了自由。我感受到那个狱警对我深深的善意。 《他人的生活》描述1984年德国秘密警察是怎么监控艺术家的，从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看韩国影片《辩护人》，我认为曾经进过牢狱的律师们，像高智晟这样的人，包括709这些人，他们也是《辩护人》。 有朋友说，《血战钢锯岭》的主人公道尔斯，使他想起了我。我觉得好荣幸啊！给我如此高的评价和肯定。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不想参战杀人，于是他选择当一名医护兵。在枪林弹雨中，对上帝的信仰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使他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一次次上战场去救回那些负伤的战友们。这个电影对我也有非常大的震撼和启示。 去年的《出租车司机》描写历史上的光州起义，那也就是中国的现实呀。看《敦刻尔克》、《至暗时刻》，我领悟到，在危境之中，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民族，应该怎样去突破恐惧，去担当。 所有的历史都在现实中演绎，都能从现实中找到折射。有些影片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让我获得一种新的力量，像充了电似的，它给予我一种心灵的慰藉，让我内心焕发更强的活力和对于恐惧的免疫力。 ◎ 只需关心该不该去做 不需想是否付出代价 前年圣诞节期间，我在朝阳区防疫站门口，碰到有人正在偷别人的钱包，我马上从车里出去，和小偷抢夺，后来他们又来了两个人，三个人打我一个。我膝盖摔破了，手也摔破了，我的手机屏幕也摔碎了。 但最后，他们不想恋战，把被偷女士的手机扔到了草坪，我捡起来，去追那个女士，她吓得不敢搭话。 社会上曾经探讨过南京彭宇事件。有人说：「这种事别管了，少给自己惹一身的麻烦。」管他什么代价呢！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是条件反射，绝不会有其它选择，直接行动！ 如果之后他把我告了，我认倒霉！却不后悔！ 如果他上法庭告我，庭审结束时把钱赔他，我都要告诉他：「下次如果你摔倒，我还会像今天一样救你！」不为别的，我要让他明白：我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平时我救了一只猫一条流浪狗都觉得欣慰，更何况救了一个人呢。 因为人命关天！生命至大。你救了他，减轻了他的痛苦，你只需要关心这件事做的是不是对，不要关心后面要付出多少代价。 ◎ 疾病与死亡 2005年3月19号，因为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我在长椿街地铁站被抓，被强行塞进车后座，两边都是警察。在京通快速路上，我用余光发现高速路前后没有侧警，就突然起身，当时想的就是要和他们同归于尽，我想把方向盘夺了。后来我还是被他们控制了，他们也吓坏了。 这件事后来被我的佛教师父批评了，因为佛教是不杀生的。那四个警察有家庭，有的警察很年轻，刚刚公安大学毕业。我想说的是，我不怕死，要死就死得值得，对于那些杀身成仁的人，我很理解。 我去年经历了病危。在医生的计算机屏幕上，几十个床位，只有我一个人有红框，我经历过弥留，几乎挂了。肉体剧烈的痛苦我不想掩饰，但我真的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疾病不会让我恐惧。我只是想，有可能我见不到父母了，好多事情还没做呢。对没有完成的事情，我抱着深深的遗憾，我不甘心。 今年一月份，我下决心切除胆囊，就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时间让自己继续在战场上奋战，不要因为疾病使自己变成非战斗减员状态。 我现在也在学习，周六周日我泡在图书馆，读一天的书。我必须系统化增长自己的知识，加强与中共非法政权对抗的能力。想反抗，绝对离不开提升自己。真正的反抗，不仅仅是在街头行动中的勇敢和决绝，也是在案头、在书斋，沉下心来给自己充电。（完）△ （资料来源大纪元，人民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