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夾邊溝林場辦公區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記者看到了三座無碑的荒墳， 據當地人介紹，這就是「右派」的墳，而至於墓主人是誰卻無人知曉。
當年許多「右派」爲了能吃飽，便在野外採野草充飢，但據當地人講 這種草種食用過多會影響人體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脹。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石元裕報導）有人跑出去兩天，又自己回來了。因爲他跑不出鹽礆地戈壁灘，認着自己的腳印走回來，暈倒在場部附近，被人發現後捆起來送到場部。場長反倒開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兩天裏刮一場風沒了腳印，你就報銷了，也省了我的麻煩。 ◎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後，甘肅省西固區工商管理科科長俞兆遠，就沒想着自己能活着出來。 他什麼都吃，到處偷着吃。在荒灘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窩裏的存糧。運氣好時，他能從一個耗子洞裏挖出四五升糧食。 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勞動停止了，所有人在夾邊溝存在的惟一意義，只在於活下去。人們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着，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擡出去。 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裏扒出來，開腸破肚掏出內臟，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後面用乾草燒着吃，也有悄悄焙乾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遠也吃過人肉，狼吞虎嚥中，多年後他已完全記不得是何種滋味。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中記載，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裝貨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 失去求生慾望
周惠南(左)是能與老伴白頭偕老 的幸運兒。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倆，留下一點雜糧，倆人彼此推讓，誰也不捨得吃。倆人當時都已經各有了四個孩子。弟弟說，我們倆，必須要活一個出來，誰能活下來就把另一個的孩子養大，要是兩個都去掉這個家就完了。家人說，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倆抱頭一場痛哭。 到後期勞動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時，陳宗海覺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慾望都沒了」。 「真的到了那種無慾望狀態，麻木。看見死人一點都不害怕，也許明天擡出去的就是我，心裏有這個準備的。我知道了人臨死前，就是這個無慾望狀態。」他問勞教幹部：勞動教養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幹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認爲改造好了你就走。陳宗海說，這不是胡扯蛋麼。 在生死麵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劑。和鳳鳴至今後悔在給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寫到：我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 「半年後我才省悟到自己的這段話鑄成了大錯！景超同我們離別後一直捱餓，他早就該爲生存而鬥爭！倔強的他兩年來信守的就是所謂的『自尊心』，我還以對他的愛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這是我一生中所鑄成的最大的過錯！」 ◎ 噩夢結束 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外，全部要遷到高臺明水農場。 此時夾邊溝農場發生了戲劇性一幕：農場黨委書記張鴻由於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們送到明水灘，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在場裏趕起了馬車，後來送回蘭州，由甘肅省勞改總局處理。有個金塔縣縣長張雲賢本來要調到夾邊溝任農場黨委書記，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份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除去老弱病殘者外，夾邊溝農場能夠走動的將近2000餘人全部轉移到了高臺縣的明水大河農場。此時河西走廊已經入冬，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實際口糧已降到12斤。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倖存者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都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着一包水。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 死亡高峯不可避免地到來。 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彙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 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錢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爲首的檢查團來夾邊溝調查情況。 11月中旬，農場執行中央工作檢查團的指示，開始將明水灘山溝裏的氣息奄奄的重病號接到高臺縣礆泉子高臺農場辦公室和學校騰出的房屋中進行搶救，夾邊溝農場也同時開始搶救人命，並開始遣返勞教人員。 周惠南兄弟倆坐着火車回蘭州，他親眼看見一個「右派」在車上去世被扔下火車。回到家後，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夾邊溝噩夢終於結束了。 曾在農場搞宣傳工作的「右派」司繼才後來回憶：夾邊溝農場送去了大約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發衣裳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但是，從明水活着回來的人超不過300人。 ◎「偉光正」永遠是「偉光正」 周惠南說，告別之時，較相熟的「右派」們曾約定日後聯繫，並留下彼此地址。 50年過去，「卻基本上誰也沒聯繫誰。」從夾邊溝走出的「右派」際遇各有不同。幾十年後，夾邊溝「右派」們在接受採訪時均表示平時少有往來。他們不願觸及痛苦歲月留下的傷疤，那一張張面孔也任隨時間沖刷，慢慢沉沒在記憶深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中「偉光正」說：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化。 1978年9月17日，「偉光正」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訪的「右派」們均感激鄧小平，儘管對於「反右本身並沒有錯，錯在於擴大化」的「偉光正」說法，有些人還不能接受。那個時候沒人會想到1989年的六四槍殺學生，更沒有人會想到1999年「7·20」鎮壓佛法修煉者，活摘器官、謀取暴利，至今沒有停止。 夾邊溝的喧鬧在1961年「右派」們撤出之後歸於死寂。上世紀70年代，農場改爲林場，陸續從定西遷來40餘戶農民。從此他們成爲林場的常住居民。他們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爲生。辣椒成片鋪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紅色在視野裏慢慢膨脹得快要流動起來。 移民們已習慣陌生的人們來此祭奠，他們知道夾邊溝曾經死過很多人，雖然並不了解詳情。 「據說夾邊溝在中央都掛了號，可是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說。 憑靠附近一個小型水庫的灌溉，這裏的莊稼可以確保旱澇保收。在年蒸發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夾邊溝，這是他們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很少有人會想到中共給其他同胞製造的苦難、殺戮和骨肉分離與自己有直接關係。事實證明，昨天中共迫害別人，你若站出來制止，今天就不會迫害到自己頭上，明天更不會迫害到子孫頭上。但是，歷史走到今天，幾乎沒有人不遭殃的。 ◎ 和鳳鳴：拒絕遺忘
和鳳鳴身後的油畫，是當年的全家合影。
和鳳鳴生於1932年，原籍甘肅會寧。因受到丈夫牽連，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丈夫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勞教改造。 作爲少數幾名勞教的女「右派」，和鳳鳴在三年勞教生涯中遭遇丈夫離世、家庭破碎後，歷經三十年也拒絕遺忘，用一本耗費十年心神與眼淚寫就四十萬言自敘──《經歷──我的1957年》。 女「右派」數字或無法可考，僅以夾邊溝農場爲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鳳鳴所在的安西十工農場，幾百名「右派」中也僅有兩三名女性。 根據1980年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報告》，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後，全國得到改正的「右派份子」數量爲五十五萬兩千八百七十七人。 怎麼會出來這麼多「右派份子」？是應黨的強烈要求（毛澤東後來稱爲「引蛇出洞」「陽謀」），而天真的真心爲黨好的、給黨提意見的知識份子。 和鳳鳴書寫女「右派」的生活，早於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記錄夾邊溝的苦難，又早於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 《經歷》出版十年後，和鳳鳴由一個親歷者化作一個記錄者，儼然已成爲全國夾邊溝難友、受難者親屬的聯繫樞紐。這些年來，好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大齡讀者相繼去世。和鳳鳴一一報出他們的姓名，間或補充幾句某人的事蹟，表情竟也平靜如煙。 雖然時間悄然流逝，但歷史拒絕遺忘，時時翻出的記憶固執的鐫刻着中共的罪惡。 ◎ 因言獲罪 按照竊國的中共的標準，和鳳鳴的家庭出身不好， 1949年前國民政府當政時期，她父親在國民黨中統機關工作，中共非法當政之後，因此判過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權利。但和鳳鳴正當青春歲月被下放到農場勞教，卻是因受丈夫牽連之故。 中學時的和鳳鳴認同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適逢《甘肅日報》創刊，和鳳鳴放棄了到蘭州大學外語系就讀的機會，向報社遞交了兩頁自傳並被順利錄取。 報社工作開啓了和鳳鳴作爲新聞人的職業生涯，也令她結識了未來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參與《甘肅日報》創刊的元老，報社內公認的一支健筆。熱戀時的和鳳鳴，曾收到他長達16頁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於字裏行間。健筆用來寫情書可以，用來爲共產黨抨擊國民政府可以，但決不容忍對「偉光正」有意見。正因爲此，毛澤東要「引蛇出洞」一網打盡。 當王景超這支健筆迎上「大鳴大放」的誘餌時，寫出了幾篇批判黨員「官本位」思想和濫用「行政手段」的雜文後，被結結實實的扣上了「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結了自己的新聞生命，還令妻子和鳳鳴受到牽連。 「反右運動」整的都是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精英，中共不需要精英，只需要奴才;不需要國家富強興盛，只擔心非法政權旁落。對知識份子精英瘋狂打擊近一年後，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這對恩愛夫妻沒想到此時此地一別竟是生離後的死別。 王景超在酒泉下車，帶着和鳳鳴爲他購置的新臉盆、一塊五一柄的牙刷、結實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夾邊溝。 和鳳鳴在「值得全國的『右派』份子們羨慕」的十工農場養雞飼兔，王景超在令人聞之色變的夾邊溝農場挖排礆溝。當王景超們光腳泡在礆水溝裏勞動，任憑皮肉被蝕破時，和鳳鳴們還有機會吃大包子吃到撐。與丈夫迥異的遭遇，令和鳳鳴的牽掛與痛苦加倍。 此外，夾邊溝農場對「右派」們的態度也十分嚴苛。從夾邊溝發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兩封。需經管教人員檢查，確認無有害言論，方能投遞。起先和鳳鳴還試圖反抗，挑釁般在信裏暗示道：「上次的來信爲什麼沒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麼也沒有改變，丈夫的信依舊簡短、平淡。 「小嬌嬌」與「吻你」之類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現。 和鳳鳴曾在信中與丈夫談及「右派」應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農場食物。此時她追悔莫及，擔心丈夫受此影響，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無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時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後才明白，這種狀態是被中共成功洗腦的結果。 自下放後，和鳳鳴的工資被降級，由102元減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給父母，以照顧兩個兒子，又寄10元給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後期，王景超所在的夾邊溝農場，已根本買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勞教「右派」的口糧定量驟減爲每月15斤。夾邊溝農場將尚未餓死的人集體遷往高臺縣明水分場後，大批人沒能把命熬下去。 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西北局蘭州會議，「搶救人命」，糧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當和鳳鳴終於鼓起勇氣請假，前往夾邊溝解救丈夫時，一切都太遲了─王景超已於一個月前死在夾邊溝。出於「高度的自尊心」和爲家人避禍的考慮，他甚至沒有發出一通求救電報。 ◎ 天人永隔 有甘肅民謠道：「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夾邊溝一行後，和鳳鳴成了寡婦，亡夫也屍骨無着。三年時光倏忽逝去，分別那日誰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鳳鳴的人生。她勞教時爲他準備的幹辣椒，他還小心收在遺物箱內，沒捨得吃完。他三年來積攢的兩本日記，卻令和鳳鳴如獲至寶。 「他再也想不到，這兩本日記對我是多麼貴重的一筆財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蘭州後，和鳳鳴總算與兩名幼子團聚，她未對王景超作任何祭奠，畢竟和鳳鳴自己還戴着「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先後遭遇外祖父母、父親三位親人的離世後，和鳳鳴恢復了寫日記的習慣，用筆與心靈進行對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