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陰縣（現爲汨羅市），1921年前往蘇聯留學，次年加入中共。歸國後先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總書記。中共武裝暴動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湘贛蘇區省委書記，並率領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北上逃跑。抗戰期間，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延安鴉片專員。
當年，中共被國民黨趕到西北後，因不抗日反打國民黨軍隊，被國民黨斷了經濟來源，經濟因此捉襟見肘。爲了實現發展壯大的目的，中共領導人遂在南泥灣開荒種鴉片，並販賣到國統區和日佔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經過實地調查後曾披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爲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裏面的。」
而任弼時就是當年的鴉片專員。原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亦提到：「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爲鴉片問題專員。」
關於這個鴉片專員對種植鴉片的看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級官員看的「內部參考」中有這麼一條新聞： 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個傍晚，紅軍專員任弼時和美國記者斯洛順着延河邊一同散步來到了寶塔山下，任專員摸了摸那爲要顯示自己黨內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鬍，手指着一大片金黃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對斯洛說：「又是一個豐收年啊！」帶着稚氣的年輕的斯洛，顯然還沒有跟上任專員的思路。任專員繼續着他的話題：「往年，我們延安蘇區根據地生產出的棉花、布匹，一車車拉出去，換不到什麼根據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來，我們改爲種鴉片，一車車鴉片拉出去，一車車的槍支彈藥、食鹽和醫藥等急需品滿載而歸，延安蘇區根據地一天天地擴大着……」
看來任弼時在國難當頭之際，對於販賣鴉片之事是頗爲贊同的。或許正如中共黨魁毛澤東所言：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據莫斯科特派員的日記記載，「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認同販賣鴉片對中共的重要性，中共爲何還要將其美化爲「爲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呢？看來當年中共還是需要塊遮羞布的。同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並將鴉片不斷地運往國統區和敵佔區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運動」、禁止鴉片的國民黨在道德和行爲上都遠遠超過中共。
如此忠於中共的鴉片專員任弼時大概不會想到，做如此傷天害理之事的他會遭到上天的懲罰。據說，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剛進北平，就於1949年4月18日做出決定：任弼時必須休息。決定當天，他就在醫生陪同下，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5月，休養中的任弼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趨向惡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狀。
當蘇聯的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時的病情後，主動派了一個蘇聯醫療專家組到中國。蘇聯專家們在會診的報告上寫道:「……嚴重的高血壓症，腦血管有明顯硬化之症，心臟初期機能障礙，腎初期硬化，肝臟肥大，可能引起新陳代謝障礙；並有糖尿病，但尚不嚴重……」因此，專家們建議任弼時到蘇聯進行治療。任弼時於1949年12月初抵達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宮醫院，經過了20多天的治療後，轉往巴拉維赫療養院療養。到1950年春季，任弼時的健康似乎已經恢復得相當不錯，因此於5月28日回到北京。熟料10月底突發腦溢血 ，於10月27日不治身亡。
任弼時死後，毛澤東罕見地出席了其葬禮，這是中共掌權後的第一個葬禮。毛大概是想向黨徒們表明，任弼時的所作所爲黨是肯定的，鴉片在中共歷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而中共新領導人則繼續着欺騙的傳統，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不知地下有知的任弼時是否願意接受這死後的「榮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