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网友最后指出，“红片”再播下去，“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就要包子馅掉底了”。该文迅速被各网站转载，网友纷纷跟帖热捧，称“红片＝哄骗”、“发誓一定要回到旧社会去”。看来，一直被几十年来中共对“万恶的旧社会”的不遗余力的宣传所蒙蔽的人们正在觉醒。

根据对百度的搜索以及中共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是以1949年中共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中共政府一直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被中共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朦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羡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呢？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羡过？

对此，为中共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经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因为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本文重点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

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像中共那样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此外，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中共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而且让民众对中共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对于这样恐怖的政权，还是什么都莫说为妙。五十年代末中共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这样的政权“新”在哪里？这样的政权不才是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吗？这也就难怪“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由上述对比可见，中国人要想拥有“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社会，惟有摒弃中共这个撒谎成性、残暴的、不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