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对外来人口控制一向很严。因二战时期曾有不少德国反纳粹人士逃亡他国政治避难，如前总理勃兰特逃往挪威，爱因斯坦逃往美国，所以后来德国宪法对政治避难持宽容态度。
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五大难民来源国。在德国没有台湾难民。
来海外淘金，想获得身份的“中国打工难民”，都是一入境就“黑掉了”，给欧洲各国社会治安、劳动就业市场、卫生防疫等很多方面带来麻烦，政府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也难以控制，德国的难民营多，收容的难民多，受到的冲击较大。为解决中国难民问题，欧盟曾专门研究商讨对策。
为不被遣返，很多打工难民会把护照等身份证件或销毁或藏起来，然后编故事跟德国移民局周旋。对此，德国移民官员们一清二楚，所以他们获准庇护的机会很小。困扰德国移民局的不仅是来自难民的谎话，而处理难民事务的中共官员也时常撒谎连篇。中共官方在遏制非法移民和遣返被拒难民问题上的不作为、消极拖延，甚至阳奉阴违令德国移民局十分恼火。
中方在遣返难民上显然兴趣不大，在鉴别难民身份的关键环节上，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有选择地同意遣送。送到北京机场的被拒难民，因不合口味，硬是不接收，又都被送回来。
德移民局处理难民案，需要核查出难民国籍身份，这需要中国官方的协作配合。为此，每年都有一批中共官员过来协助鉴别难民身份。打工难民说，他们怕德国警察，更怕过来审他们的中共警察。当初偷渡入境时即便用的是换了头的假护照，也不难被中方查出真实身份。中共警察有办法让他们吐“真话”，包括让同乡朋友出卖他们。“可以说警察清楚我们个个的情况，只是想不想遣返我们回去的问题。”
德国移民局拿不到被拒难民身份证明时，就只能由中方说了算，谁是真，谁是假，遣返谁，遣返几个，轻而易举便可达到目的。
有难民讲过他经历的虚惊。鉴定他身份的中共官员取笑他：“你紧张什么，这回又没打算送你回去。你钱赚够没有？没赚够接着回去赚！记住得听招呼，随时能遣返你！”听故事的人问：中国当官的让你听什么招呼，说话怎么这么凶巴巴的？讲故事的人支支吾吾说没什么。
来协助的中共官员对被拒难民的遣返虽然兴趣不大，但是对遣返之外的一些事却十分关注，包括向难民打探难民营里寻求政治庇护人士的情况。政治难民住进难民营不久，便有私人电话被盗，大陆家人被骚扰的事发生。
2009年，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反对党提出，他们怀疑从中国来合作的那些鉴别难民身份的官员内有中共情报人员。
打工难民是靠打黑工挣钱，干得辛苦，挣得很少。他们把点点滴滴的血汗钱积攒起来汇回家去。无论赚多赚少，不缴税，不消费，把钱全都寄往中国。这对于中共当局，每年也是一笔不小的外汇收入。这也是中共当局对大量非法移民“睁只眼，闭只眼”的原因之一。
中共在打工难民里，用遣返做威胁，用不遣返做诱饵，收买耳目，安插眼线，这在住有中国政治难民的难民营里普遍存在。借遣返难民，佯装来协助德国政府，趁机把触角伸到海外，不失时机地搞海外渗透，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中共当局除了在经济利益上不怕丢脸“占便宜”外，在政治上还想获取更多。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德国政府收紧难民政策，移民局采取强硬措施。为查出身份，突查难民营、中餐馆和以华人为主的住所，寻找人口走私证据和没被销毁的护照等证件。
尽管如此，无论是被强制遣返的还是自愿返回的难民，感谢德国政府的大有人在。有位福建大姐，四年前在难民营查出心脏病，医院给她安装了一个价值二万欧元的心脏起搏器。去年她自愿返回前，按规定做了一次体检。医生在她的诊断证明书后面还写下了这样的补充意见：鉴于起搏器电池为8年的使用寿命，现在已耗电过半。如果患者病情恶化，耗电会更大，电池寿命将相应缩短。患者2～3年内需要更换电池，费用昂贵。请德国政府尽可能多地补助患者一些钱，以应付面临的这一不可避免的手术费用。翻译把医生的这段文字翻译给了福建大姐，翻译和大姐都哭了。
而实际上，很多被拒难民厌恶、痛恨的倒是中共。浙江大哥去大使馆办返乡证，窗口里“脸难看，事难办”，他把办手续时必须签字的一张“悔过书”复印后带回来，在难民营里传看。悔过书大意说：因为我欺骗了德国，给中国丢了脸，为此悔过。难民们一边念悔过书，一边破口大骂：“悔过什么？最后悔的就是让共产党成了咱的亲爹娘！”难民们把中使馆的“悔过书”改编成了各种段子演唱搞笑，看谁能把“亲爹娘”挖苦、讥讽得最解气，借此倒倒自己满肚子的冤和气。
中国打工难民，为养家糊口，为给自己娶个媳妇，为给孩子交上学费，为给爹妈买药治病，为还债赎身……在外面东躲西藏，任人奴役宰割，一个个辛酸故事，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噩梦。他们像是被泼出去的赃水，又像是没人要的弃儿，流浪在外，挣扎中给自己舔舐伤口。
“政府不愿意让我们回去，我们还有点儿利用价值”，他们知道自己被当作了“摇钱树”。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个“麻烦”，还被中共当局当作了和所在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中那些被胁迫充当国安线人的就更可悲了。海外“中国打工难民”的命运被捏在中共当局手里，当作一张牌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