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所当然，中共自然是对张学良、杨虎城褒扬有加。周恩来在1956年北京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称张学良是“千古功臣”。而毛则说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对中共的重要：“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
不过，对于西安军事叛变，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中共治下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根据学者的研究披露，这些汉奸中最为出名的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正是他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史料记载，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软禁后，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
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份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势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委员长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中共武装。
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命人将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后来国共合作后，孙铭九不得不离开苏区，前往天津、上海租界暂避。1943年春，孙铭九在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日伪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又担任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此外，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积极参与捉蒋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而被毒死。
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的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告诫其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军事叛变后，他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后来也投靠了汪伪政权，当上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而参与了西安军事叛变的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亦在1943年加入了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文革期间，张学铭被关进监狱，此后身体一直不好，直至80年代初死去。
曾做过汉奸的孙铭九则在中共建政后成功躲过“镇反”、文革等运动，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死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
不过，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上述这些人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历史是公正的，无论这些人再如何隐瞒、篡改，历史终将还原其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