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見者，怎麼能獲得這麼高的評價？因爲吉拉斯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和「人民議會」議長，但他卻選擇了一條強烈批判斯大林和共產蘇聯、堅定反抗共產主義的道路，成爲旗幟性人物。
他曾寫出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新階級》，六十年代中國就有了譯本，是「內部參考書」，只限於黨的高層幹部等閱讀，並不對外發行。另一本是《與斯大林的對話》，最後一本是《新階級的墜落﹕共產主義自我毀滅的歷史》。這幾本書是吉拉斯一生對共產主義思考的總結。
吉拉斯的《新階級》等書，都是對共產黨的腐敗、貪婪、殘忍的近距離觀察和批判。他的書不僅影響了東歐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促使中國知識份子從共產謊言中驚醒。我本人就是當年在中國時偷偷讀到他的《新階級》，才對共產邪惡有了更清晰了解，成爲反叛者。所以我對吉拉斯一直充滿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啓發了無數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吉拉斯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現象中一個特殊人物，無論作爲一個知識人，還是一個共產黨人，他都一個「異數」。縱觀他的一生，至少「異」在這五個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樣是共產主義的批判者，哈維爾，昆德拉，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都是知識份子，從外部批判共產邪惡。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總統，是僅次於鐵托的掌權者，他是從共產主義陣營的高層反叛，否定共產黨。
共產黨內雖充滿鬥爭，但幾乎都是在肯定共產主義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爭執，更多是權力之爭。例如列寧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等。被稱爲中共內部最敢言的彭德懷，只不過是對大躍進政策提出質疑，對毛的個人崇拜稍有不滿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產黨，爲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掘墓。在真實和高官之間，他寧可放棄炙手可熱的巨大權力和新階級的榮華富貴，而追求真實。
吉拉斯是法定的鐵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堅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順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國家元首。但當他認清了共產主義本質的時候，就毅然放棄了那麼高層的官位，那麼巨大的權力，那麼輝煌的政治前途。這在整個共產主義歷史中，還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產黨。戈爾巴喬夫提倡新思維，意在改革共產黨，修補共產主義。在中共內部，別說官至共產黨的「二把手」，歷屆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至少也有幾千名，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否定共產主義。八九民運時被百萬學生、民衆懷念的胡耀邦，根本從來就沒有否定過共產黨。後來被海外一些中國異議人士推薦爲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趙紫陽，被軟禁後向中共高層的上書，仍然堅持共產主義，肯定共產黨的領導。他們都遠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徹底的否定，只不過對共產黨的某些具體做法和政策不滿而已。吉拉斯半個多世紀年前的智慧和勇氣，即使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人也完全無法比擬。
第二，堅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三十年代在貝爾格萊德大學當學生時，就參加了地下黨，反對南斯拉夫君主政權。因此他被捕入獄，坐了三年牢。出獄後結識鐵托，成爲該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蘇聯決裂時，吉拉斯不僅批評斯大林，更批評整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
兩年後，「匈牙利事件」爆發，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公開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認爲「匈牙利事件標誌着共產主義崩潰的開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獄，判刑七年，被監禁在當年君主政權關他的監獄。
在獄中，吉拉斯不僅沒有悔過，還寫出《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根據他官居高位對共產黨的近距離觀察指出﹕共產黨已成爲欺壓人民的新階級，比它所反對的資產階級更腐敗、更貪婪，更殘忍，「共產黨統治的世界，如同一個沒有觀衆的大劇場，只有那些演員——高級共產神父們在自享自樂，他們既是警察，同時又是新聞的主人。」
1962年，他在獄中寫出第二本批判共產主義的著作《與斯大林的對話》。吉拉斯以他兩次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經歷，指出斯大林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罪犯；是個陰險、狡猾、冷酷的傢伙。」
《新階級》被偷運到西方出版後，立即聞名世界，被翻譯成60種文字，發行了三百多萬冊。吉拉斯的書，不僅使東歐的知識份子了解共產邪惡，也促使西方那些對共產主義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從共產謊言中覺醒。在共產黨國家，有不少人是讀到吉拉斯的書，才走上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道路。像後來的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都受過吉拉斯的影響。
吉拉斯因《新階級》一書被加刑五年。他在獄中翻譯彌爾頓的《失樂園》，因爲沒有紙，最初的譯稿寫在了三千張廁紙上。
吉拉斯從監獄出來後受邀到英美訪問。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教授期間，發生了「布拉格之春」，蘇軍坦克開進了捷克。吉拉斯公開發表談話，譴責蘇聯侵略。爲此他的護照被吊銷，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吉拉斯在近半個世紀前，就站在了共產黨的對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共產主義的邪惡已經成爲人所共知的事實的今天，不要說中共高官中還根本沒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還有中國異議知識份子撰文宣稱他們對當年加入共產黨不後悔，希冀和共產黨良性互動，而寄望共產黨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這種愚昧，從八九天安門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參加八九民運入獄的包遵信，1996年在臺灣出版了回憶錄《六四的內情》，其中清楚地記載了，當時很多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份子，是中共統戰部的「志願人員」，他們的角色是幫助「黨和政府」做學生的工作，要他們聽「政府」的話。他們不是像吉拉斯那樣否定共產黨，站在共產政權的對面，無條件地支持學生和人民，而是在共產政權和挑戰者之間做「協調人」，併爲能充當這樣的角色而自豪。
第三，洞察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吉拉斯在最後一本著作《新階級的墜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貫看法﹕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即使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堅定地認爲，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臺，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
吉拉斯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爲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意識形態是無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這番話不是情緒的產物，而是他對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觀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正是這種完全否定共產黨的思路，才導致東歐人民將共產政權一個接一個地推翻，贏得自由。
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的宣導新權威主義；有的歌頌中共的「開放」和「經濟改革」；有的還要「告別革命」，主張穩定和經濟建設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異議人士，也在做着和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的夢。如此種種對共產黨的幻想，正是全球共產主義都崩潰了，而中國共產黨還活着的重要原因。
第四，超越民族主義，視自由爲最高原則。
在波士尼亞問題上，吉拉斯又是獨樹一幟。他是塞爾維亞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亞人民，認爲他們有獨立的權利，並嚴詞批評塞爾維亞領袖，和對波士尼亞的侵略。在這一點上，吉拉斯也給中國知識份子啓示。很多中國人，能夠反對共產主義，但遇到像西藏、臺灣之類的問題，馬上和北京一個調子，認爲寧可使用武力鎮壓，也不許那裏的人民自由選擇。在他們看來，土地、邊界和國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嚴還重要。而恰恰是這種視國家高於一切的思維才導致義和團的蠢血沸騰和中國的落後，導致共產黨能把中共混同中國，繼續愚弄和專制人民。
第五，確信和嚮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裏採訪的西方記者發現，他的書架上有幾十種美國學者最近寫的書。和那種反西方、批評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論調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他最擔憂的是美國從這個領導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覺，也許不是正確的，美國正在變得軟弱，從她在世界擔任的角色後退，這意味着任何壞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可能會是災難。」
吉拉斯所以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簡單，因爲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強盜、惡棍，可以想像，一個沒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橫行霸道的世界會是多麼可怕。如果沒有美國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會是這樣。
吉拉斯爲他的與衆不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說：「蹲過監獄的人會更傾向於權力。希特勒坐過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獄。但監獄使我從一個共產主義者變成了人道主義者。」
最孤獨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銷了當年對他的判決。但他還是受到當局的批判和新聞界的圍剿，因爲他同情波士尼亞人。民衆在長期的錯誤信息引導下，把吉拉斯視爲民族叛徒。《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們去吉拉斯家裏採訪時，一位南斯拉夫計程車司機說﹕「吉拉斯是個壞人，是個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時，他的國家也沒有給他一點榮譽。他自從批評共產黨之後，就被強迫從政府別墅搬出，住進一個公寓。他80歲的時候，一隻眼睛失明，聽力下降，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有時停電，他要十分艱難地爬樓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沒有向「新階級」和榮華富貴屈服，寧可活在孤獨和貧寒中。
但易卜生說，「最孤獨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證明，這位超越了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孤獨者，有着強大的心靈。哈佛大學前蘇聯研究中心主任烏拉姆（Adam Ulam）對這個共產世界的異數評價說﹕「這位曾對共產主義無情批判的先驅，會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