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卖国贼
古往今来，出卖国家利益向来被视为最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其中尤以出卖领土和主权为甚。中共为了在被蒙骗的国人面前宣示其执政合法性，长期以来一直抓着满清政府的腐朽卖国不放，大做文章。给人感觉它有多么爱国，有多么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而其实，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掩盖中共自己的腐朽卖国。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无耻的卖国贼，远远超过满清政府。中共卖国求荣的对象主要是对中华民族为害最为深重的苏俄和日本两国。
一、对苏俄的卖国行径
非法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这个西来幽灵自成立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远东地区支部，完全听命于苏俄共产党的指令。甚至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它不是与全国民众一道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而是接受斯大林的命令，于9月20日晚，对全党发出命令，“必须继续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的东三省，实际上是拉开了侵略苏联的导火线，我们必须保卫苏联；当前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战，我们必须和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日本帝国的走狗斗争到底，我们必须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武装暴动”。更于“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月的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公然分裂国家，仿照苏联趁乱在江西瑞金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且制订了宪法，其中第十四条：“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和各地区的人民们都有独立建国的自由，都能够脱离中国”。有意制造一盘散沙的局面，加剧了国内的混乱局势，对全国的一致抗日大局完全起了搅局和分裂的作用。
之后，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共又配合苏联红军侵占东三省，抢夺东三省的资源。建政后，受苏联支持的朝鲜金家王朝狂妄进攻南朝鲜受挫，又听命于莫斯科主子的命令，派出百万大军支援朝鲜，让全国民众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为罪恶的侵略战争买单。
签订中苏密约，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自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中共党魁毛泽东、总理周恩来与苏共首脑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66项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补充协定，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侵华要求。这种卖国的质量和数量，远非人们指责的“卖国贼”李鸿章所能比拟。目录如下：
《中苏联合公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补充协定》”；“关于重申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换文”；“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议定书》”；“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议定书》”；“关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签定的（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签定的）相应条约和协定失效的换文”；“关于苏联把它在东北接收的日伪工商业及财产、原俄国在北京的兵营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换文”；“中苏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中苏互相交换邮件和包裹的协定”；“中苏创办四项合营公司的协定”；50 份“经济合作项目”。以上合计共 66 项。
其中尤以2月12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为甚。为掩人耳目，两天后又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特别协定》严格保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则对外公开。这是一份空前可耻和罪大恶极的协定，完全置中国人于奴隶不如的境地。中共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保密了60年。甚至在中共与苏联交恶时亦不敢透露协定一个字。1950年7月16日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公布了这个协定。在全世界都知道的时候，只有中国百姓被蒙在鼓里。该协定共二十条，限于篇幅，摘录其中几条：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埠，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第十九条：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开放通商口岸、永久驻兵、派出顾问、自由出入、灭减我一亿人口、控制我矿产资源、分裂内蒙、新疆、西藏独立建国，等等，每一样都是罪大恶极，中华民族就这么让中共悄悄卖了。中共的教科书一再宣称清政府腐败无能，签署了多少卖国条约，而中共的这一惊天巨罪，不知要超过清政府多少倍！！所幸的是，负有二十世纪“三大杀人魔王”恶名的斯大林1953年病亡，才使得诸多卖国条款未及实施。但是，他们签订的所谓“重申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换文”， 出卖了中国神圣领土外蒙古。他们还偷偷出卖了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在外蒙古的北边，土地面积相当于台湾的4.7倍。他们还出卖了新疆和中国的东北，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附件《补充协定》，就是出卖新疆和中国东北给苏俄的铁证，把新疆和东北划为苏俄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以上出卖的中国领土计：外蒙古154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新疆160 万平方公里；中国东北100 万平方公里。合计共431万平方公里。这43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近半个中国的领土，也相当于120 个台湾的面积。为讨好苏联，他们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协议》：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之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承认江东64屯为苏联领土；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乌苏里江江域靠苏方2/3属于苏联主权。
江泽民出卖大片国土。1999年12月9日、10日，在原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已经解体多年，总的形势对中方有利的情况下，江泽民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该《议定书》彻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换来的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出卖了甚至连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敢不坚持的中俄领土谈判原则，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权甚至连列宁都拒绝承认的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国，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江泽民总共出卖了东北地区344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有争议的疆土给俄国，相当于110个台湾的面积。江泽民还将本属吉林省的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江泽民还命令已经从中俄国境线后撤的中国边防军再后撤100公里，一百公里内不设防，给贪婪成性的俄国人大开方便之门。为了掩人耳目和对付边防军人的不满，江泽民把北方的边防军全部调往福建，还让手下在黑龙江的一家日报造谣，说俄国人对这次划界“很不满”。
2002年5月17日，江泽民与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会谈，双方签署了《中塔国界补充协定》，江泽民又拱手割让了存在争议的27,000平方公里领土。所有这些，都没有通过全国人大表决，而是江泽民独自黑箱操作，一手包揽。谈判中，江泽民把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三位有关的负责人排斥在外，由不相干的中共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国务委员钱其琛等不在其位，不具有合法外交谈判资格的人参与谈判。而且谈判内容不经过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讨论通过，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讨论，至今不敢把中俄边界协定的内容公布，对全民、全党保密，并阻止把边界新约到联合国备案。
由于中共的封锁，国内绝大部份百姓不知内情。2002年江泽民访美期间，一辆醒目地写着“卖国密约344万平方公里正式划入俄国版图”、“江泽民还我河山！”、“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字样的巨型货车，从芝加哥一直开到休斯顿，一直跟着江泽民。
二、中共出卖和丢失的国土还有：
当年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苏联加盟共和国，通过俄国的多份不平等条约强行瓜分了中国诸多领土。苏联解体后，以上四国均有获得以前瓜分的中国领地。另在蒙古以东的中国北方领土还有三大块，即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乌东地区”，还有一块就是库页岛。这些领土虽被俄国侵占，但历届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索回权利。然而1991年5月16日，江泽民却签订了主动弃权的《5.16协定》即《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9年，更是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承认了历届大陆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
其它还有：
1、缅甸：出卖了边界3千平方公里土地，划走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占缅甸现有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做到了当年英国没能做到的事情。
2、越南：部份西沙群岛，28个岛礁，老山。1965年，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至今越南没有归还。中国大陆的北部湾划界，白龙尾岛已经划到了越南海域内。而1999年12月30日的《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把1979年中越战争中洒满中国士兵鲜血的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
3、蒙古及周围：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即，以宋子文为团长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就外蒙古问题赴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前后六次。斯大林仗势欺人，根本无商谈余地。宋子文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继任王世杰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投证实蒙古人民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1945年10月，外蒙古在苏联的操纵下举行公投；国民党政府因苏联违约终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蒙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部份周边土地被苏俄吞并。
4、朝鲜：1962年，朝鲜独裁者金日成以长白山是自己在日本殖民朝鲜时打游击的地方，要求将长白山划给朝鲜，毛泽东同意把长白山的的53%和8个山峰中的3个划给了朝鲜。
5、尼泊尔：1961年10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与刘少奇签署了中尼边界条约；把边界线划过珠穆朗玛峰顶，送上部份喜马拉雅山。《当代中国外交》透露此为毛泽东亲自决断。比较清代，中国方面让出的2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7块之多，最大的超过2千平方公里。
6、印度：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方在完胜的情况下，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单方面无条件停火、无条件交还缴获物资和战俘；不仅放弃所有已收复的9万平方公里失地，还自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1987年，印度将中国大陆夺而复弃的藏南地区设为阿鲁纳恰尔邦，该地面积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当于三个台湾，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是中国版图的百分之一。
7、巴基斯坦和克甚米尔：1955年，周恩来访问克甚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区（2千平方公里）给巴基斯坦。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先例，又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
8、图瓦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原来是外蒙古的一部份，于外蒙古独立之时，被苏联侵吞。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此外，还有：被日本以“马关条约”强行割让的钓鱼岛；菲律宾占据南沙群岛9个岛礁；印度尼西亚占据2个岛屿；马来西亚占据9个岛礁；文莱占据1个岛礁。……
三、对日本的卖国行径
中共对日的卖国行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公开讲：“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抗日的问题上，中共一再说国民党消极抗日，那中共呢？奉行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一分应付（抗日）、二分打顽（国民党）、七分发展（自己）、十分宣传”的韬光养晦策略，将军死了一个左权，一个彭雪枫，还是死于病榻与轰炸，而非死于战场。战斗不过就是游击队、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小股武装，小打小闹袭扰日军而已，往大了说也就是一个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在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中仅占2%。22次大型会战，八路军只参加了一个太原会战，打的还是侧翼，基本没有损失。在华中，新四军发动了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00多名，是新四军八年抗战中对日作战的最佳战绩。而且，中国大陆出版的《刘少奇年谱》显示，作为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的全部军令、报告，竟无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于如何打击或分化国军。当国军与日军恶战时，中共不是助国军一臂之力，而是趁虚而入，抢占地盘，大都不是打日军，是从背后捅国军的暗刀子。例如早在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它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十九路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夺取军队权力，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派驻延安的几年中写过一本《延安日记》。他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对中共的流氓和野心，早在30年代初，国民党西北军政总指挥胡宗南在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不断发生摩擦后，就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流露出担心。他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不幸的是竟一语成谶。
不仅如此。《延安日记》还有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18日：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在另一天还记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与《延安日记》相印证的是1947年7月24日宁波最大的民营报纸《时事公报》第二版揭露：“毛泽东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并合摄一影……民国30年8月7日，毛泽东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亦由大同经su县到达该地，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10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毛冈订约定后，曾合摄一影，以志纪念。”
另有民间研究者披露：1941年4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在延安的情报头子、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贸然行事，决定由潘汉年亲赴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要求给予正式文件指示。90年代中期中共为潘汉年平反后所拍摄的电视剧《潘汉年》中，也记述1942年潘返回延安亲见毛泽东之历史事实。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
潘汉年携带的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五人签名给新四军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的手令，命令他们加速和日军与汪伪缔协谈判。饶、杨、潘到南京后，当即遭到汪精卫的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饶、杨、潘被汪精卫拒绝后，竟迳直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在电视系列片“潘汉年”中介绍，潘汉年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伪勾结，以至犯下历史误会。共产党就是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恐怖来维持政权的。任何中共党员乃至一般干部都明白：在复杂条件下，宁可犯政治上错误，绝不可犯组织错误。潘汉年是早期中共党员，经过长征，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情报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当即着手杀人灭口。首先把与高岗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死于狱中；继而从速把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抗战中中共常常按兵不动！这不就是答案嘛！你中共有什么资格骂汪伪政府，你不就是在干着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吗？！你不就是最大的汉奸吗？！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远在大西南的重庆和比延安更远的西安、兰州都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而延安却平安无事，而且，延安作为共产党的大本营、八路军的总部，本应是理所当然的进攻目标，日军也是特殊照顾，并不进攻，原来都是自己人！
14年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单是中国战时的物质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以战胜国身分通过《马关条约》勒索清政府赔款2.3亿两白银，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为日后的再次侵华奠定了雄厚基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强迫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日本最先提出赔款5,000万日元（折银近3,559万两）的要求。而且，日本伙同其它国家要求清政府给付黄金，蛮横地强压清政府就范，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二战结束后，战胜国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然而，由于中共的阻挠，受害时间最长，为祸最为惨烈，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1972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前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然而，他绝想不到，中共会放弃1,8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毛泽东告诉他：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要不是你们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呢？我们如何感谢你们呢？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周恩来曾指示：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长期艰难不要紧，侵略者日本人不能艰难。天下竟有如此道理！
不仅如此，在对待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问题上，中共也表现出了十足的宽容和大方。据外交部解密的1956～1960年形成档案得知，当时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共有1062人，主要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当时的战犯管理所内，日本战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看管犯人的普通战士都是吃粗粮，而给这些战犯吃大米和白面。而且日本战犯还享受不用劳动的优待。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日本战犯也有国民党战犯，国军兵团司令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中共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早就做出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要一个不杀，极少数的判有期徒刑，一般罪行的不起诉。所以，千余名战犯只有45人被起诉。即便是被宣判的45名日本战犯，也全部在1964年4月被中共以“特赦”的方式全部释放回国。自1956年7月15日发出首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这些双手沾满中国百姓鲜血的战犯，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
反观犯下罪行的二战德国纳粹，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缉拿归案。这一工作至今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有些战犯逃匿到80岁、90岁，行将就木，一旦身份暴露，也要立即被送交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2010年3月23日德国媒体报导，德国一法院对新发现的现年88岁的前纳粹党卫队成员海因里希•伯尔判处无期徒刑。而中共却对日本如此宽容优待，不仅一笔勾销了数千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还温情地照顾战犯，热忱地送上归程。共产党真的就那么大方、那么胸襟开阔吗？实际是当年中共因日本进犯才发展壮大，深怀感激，才有日后之宽宥表现。追讨赔偿，惩治罪犯，是人类的基本公理与正义，中共置民族基本感情于不顾，本质就是卖国。其实从根本上说，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中共的目的是实现它罪恶的政治目标，别的根本就不重要。
201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