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视为社会环境的负担
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于中共当局实行了三十三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共的计生政策，则建立在一种根本荒谬的理念基础上；这种理念，完全罔顾人的创造和劳动，把人看作纯粹的消耗者──包括财富的消费和能源的消耗，因而把人当作纯粹的社会负担和环境负担，进而把人的自然增长与人类社会的富裕和文明对立起来。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计生”压制下的中国，于是就出现了类似“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等似是而非的荒谬口号。
事实上，人非但不是纯粹的消耗者，而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因为人拥有智慧，而智慧是无尽的创造源泉。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人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他（她）所消耗的价值。
智慧的推动下，劳动成果开始过剩，于是出现分工和交换产品；智慧促进技术继续进步，于是劳动成果进一步过剩，于是就出现了贸易和市场……最终成就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
劳动成果的过剩，就是创造价值的体现；人能够创造出高度的文明，证明了人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他（她）所消耗的价值。如果人真如“计生”信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消耗者、或者人所消耗的多于所创造的，那么人类社会就绝不可能有繁荣和进步。
如果人真如“计生”信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负担，那么西方世界的千年文明史，应该是一部大倒退史才对，因为一千五百多年里，欧洲人口从不足一千万高涨到今天的七亿，按照“计生”信奉者们的道理，在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欧洲应该持续贫穷落后才对；应该没有欧洲殖民扩张、没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才对；既然吃饭的人口猛增了这么多，千年当中，欧洲文明应该从西罗马帝国末期倒退回上古蛮荒时期才对！
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的同步，完全证伪了把人的自然增长与人类社会的富裕和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
无视人的创造价值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口号，片面强调猪的“价值”，完全无视“致富”（创造价值）活动中人的主体核心地位。养猪固然可能致富，但请注意：第一，必须要有旺盛的需求才可能致富，而旺盛的需求来自于充足的人。第二，养猪得靠人来养，猪身上的肉、皮、毛、油等价值必须经过人的劳动方能实现；猪的价值应人的需求而生，因此，离开了人，猪毫无价值。同理，牛、马、羊以及矿产、能源离开了人的劳动和创造和需求，毫无价值可言。
因此，“少生孩子多养猪”的社会化后果一定是：一则因为“少生”导致消费者不足，市场疲弱，猪不好卖；二则因为“少生”造成年轻人口不足，劳动力短缺，最终“多养猪”沦为空谈。那么把猪卖到消费旺盛的国家不就行了？但是年轻劳力不足，发展出口同样是空谈。那么吸纳年轻移民不就行了？然而世界上吸纳移民国只是你一家不成？就现实来看，有多少移民愿意移居一个共产党国家？就理论来说，一旦实践了“少生孩子能致富”的“真理”，世上各国还有多余的人去移民吗？
因此，“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理念应该修正为：“要想富，多生孩子多养猪”。计生信奉者们需要弄清楚的是：新生出来的孩子并非白吃饭者，孩子长大后是要成家立业的，他们要么养自己的猪，要么从事其他行业，并不会围着父母所养的一群猪吃白饭，其结果就是养更多的猪或者创就新业。对一个家庭来说，只要孩子健康，那么子女的众多必然意味着家业的兴盛，这就是中国传统观点“人丁兴旺”的道理。
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繁荣同步
历史证明，“人丁兴旺”的道理不仅适用于一个家族，也适用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
以色列民族由雅各的家族发展而成：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家族，分别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十二个部族……雅各接受了上帝多生育的教诲，而生育众多，要是雅各按照中共计生委所主张的“少生孩子多养猪”行事，这个世界上肯定不会有以色列民族，没有以色列民族就不会有今天的犹太民族了。
英帝国称霸时代（光荣革命后至维多利亚时期）、德意志崛起时期（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腾飞时期（南北战争后至二战）莫不是其人口大增长时期。
蒙古族最强盛的十三世纪，正是蒙古族人口大发展时期，那时蒙古帝国人口与中国（宋帝国）之比为一比四，其后由于中亚及蒙古高原气候恶化、特别是满清对蒙古族实施阴毒的减丁弱化政策──对蒙古人大力推广喇嘛教并强迫蒙古男子出家，导致蒙古族人口发展长期低迷，至今与中国人口之比为一比五十，蒙古国成为今天衰弱不堪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盛唐时期的强盛、两宋和晚明时期经济文化大繁荣、满清康雍干时期的恢复性经济发展、民国的“黄金十年”，都是建立在人口大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中国减丁最厉害的时期──蒙古征服时期、满洲征服时期、满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毛共大饥荒时期，莫不是大倒退、大黑暗的衰败时期。
或许是因为这个道理，《圣经》、《古兰经》和儒家经典，无不鼓励人生育。
推崇“少生”反致残障儿增多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够成立，那就是：人类生出来的孩子都是毫无劳作能力的白吃饭者──都是疯子、傻子和残障患者！讽刺的是，恰恰是强制“少生”计生政策，大力促进着疯子、傻子和残障人群的增长，因为推崇“少生”必然导致晚婚晚育（中国计生当局更是多年来大肆宣扬晚婚晚育），而晚婚晚育必然导致残障儿比例高涨。
美国医学协会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生育残障儿的概率与产龄密切，一个育龄为二十五岁的妇女，生育残障儿的概率为1/1500，到了三十五岁，则激增到1/200，到了四十五岁，更涨至约1/30。
据中国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近年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国婴儿一出生就有缺陷的比率（在过去六年以来几乎增加两倍），二零零七年的估算显示：中国新生畸形儿总数占世界的20％，中国的先天畸形儿出生率甚至高于许多污染严重国家、其中中国白领阶层出生先天畸形儿的比率远高于其他群体……中国越来越多的医院和研究所发现：晚育是造成这一切的首要原因。
祸国殃民的“计生”政策
对以上如此严重的问题，中共计生当局讳莫如深，现在继续以中国自比毛时代的暂时经济繁荣为依据，大肆吹嘘“少生了四亿人”的“伟大历史功绩”。
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进步，是中共当局在经济上一定程度松绑的结果，与少生人口并无关系，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成果，主要是由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两代人取得的，因为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就主要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穷国通往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正是充裕的“六零后”年轻人口，令中国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巨大发展优势，他们支撑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腾飞。中共计生当局所吹嘘的“少生了四亿人”只会令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迅速垮塌，快速发展无以为继，这个现象已于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民工荒”中体现出来。
“少生了四亿人”，令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严重扭曲，迈向衰老的庞大群体，既缺乏社会养老保障，又没有足够的子女供养他们；而年轻人口不堪重负，发展成本高昂……中国社会正急遽滑落“未富先老”的恶性衰退深渊，面临前所未有的崩溃危机。
绝不夸张地说，断绝中国未来的所谓“少生了四亿人”计生“功绩”，实乃旷古所无的祸国殃民罪行。
成稿于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六日下午于泰国曼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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