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打擊對象的大批判原本是中共用得最得心應手的武器。中共建政後所進行的所有政治運動，無論打擊的對象是反右運動中的知識階層，還是黨內鬥爭中的高崗、饒漱石，是桃園經驗中的「四不清」幹部，還是文革中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無一不是輿論先行大批判開道。就連「共產主義陣營 」內部爭奪正統名分和領導權的鬥爭都沒有例外。
失去功能的筆桿子
對法輪功的妖魔化宣傳顯然是中共最後一次全面使用批判的武器。從1999年7月20日開始，中共動用了所掌握的全部宣傳機器，對法輪功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大批判」。這個宣傳攻勢在頭兩個月是最高潮。由於「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預期目標完全沒有達到，中共當局不知所措，宣傳一度失去目標、方向和勢頭。直到 2001年，中共利用精心策劃的天安門自焚案再次組織進攻。這一次，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是「重新組織」了「高壓宣傳、暴力和洗腦轉化」三個方面的力量。在2001年全年的再次「批判」高潮過後，中共的宣傳機器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失去了動力。此後，在不爲人注意的情況下，當局對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其他信仰團體和非中共的宗教團體的打壓，基本放棄了幾十年屢試不爽的「胡攪蠻纏講歪理」的做法，代之以祕密抓捕、祕密審判和黑幫打手的「公然不講理」的下三濫手法。
由於這個變化是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的過程中發生的，分析這一過程當可看出中共今天的敗局其實早在當年就已定了。
連兒女都說服不了的理論
中共所面對的困境首先是理論的貧乏。1999年已經是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失敗，從當年佔據歐洲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退縮到三四個國家的窘況，共產主義理論也早已徹底崩潰。中共的理論「權威」們，只有重複老祖宗陳詞濫調的膽量和水平，連兒女都說服不了。反法輪功的「大批判」不僅沒有了文革時「兩報一刊社論 」的勢頭，也沒有了1989年4-26社論時「捍衛社會主義」 的高調。用於「批判」的工具包括經典的辯證唯物主義、無神論、「反邪教」、反「僞科學」、反「封建迷信」等烏合之衆。這些東西，連使用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說的是什麼，更不要說要面對的是堅定的信仰了。
自相矛盾的「戰友」隊伍
而臨時拼湊出的使用「批判武器」的隊伍則更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的「『法輪功』現象綜合研究課題組」到不信神信中共的官方宗教組織，從專門整人打棍子從不搞科研的「科學家」到一腦子漿糊的勞教所警察，從肉麻吹捧「中國各宗教之間無衝突是因爲有了無神論的中共領導」的道教協會會長到信誓旦旦的要用「科學戰勝愚昧」 佛教協會副會長等等，不一而足。
這種互不兼容、自相矛盾的理論和隊伍，只能在配合專政工具短時間內將對手徹底打垮的情況下起作用，時間越長，漏洞越多，最後就成爲諷刺笑話。不止一次，在「高級別」的批判會上，被一部份發言者猛烈批判的內容，正是坐在同一邊準備發言的同一戰壕「戰友」用來裝門面的信仰。當然，說者和聽者都不覺得是冒犯，畢竟在黨徽、道袍和袈裟下跳動的是同樣的「紅心」。
中共面對的第二個無法逾越的障礙是無法打垮對手的堅定信仰。持續的「大批判」是一把雙刃劍。中共的統治之所以能維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民衆對它的恐懼心理。歷次政治運動除了打擊要打擊的對象外，對普通民衆加強「中共不可戰勝」的虛幻假象至關重要。任何迫害鎮壓民衆的行動，時間並不站在中共一邊，拖得越久對中共越不利。連續幾年的「大批判」，當然會扭曲民衆的觀念，造成對被迫害者的誤解甚至莫名的仇恨，但也會使人產生對中共鎮壓機器作用的懷疑，並在事實上釋出了被迫害者沒有屈服、還在頑強抵抗的信息，這個信息又會對其他被迫害團體起到不可估量的鼓舞作用。這樣，當局就在「批」還是「不批」這個問題上處於左右爲難的境地。「批」，讓人看到這麼多年都沒能得到原計劃「三個月解決」的結果，凸顯當局無能；「不批」，眼看着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的「真相資料」而放着世界上最龐大的宣傳機器束手無策，還是凸顯當局無能。 其他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如何給了中共「批判的武器」最後致命一擊等，因爲篇幅有限，擬另寫專文討論。 不敢見人的另一杆子 中共兩杆子中的筆桿子本來有兩個功能，一是進攻性的「大批判」，一是防禦性的撒謊掩蓋。失去了批判武器的中共，其筆桿子的功能就只剩下撒謊掩蓋那一半。這就是最近整頓出版報刊市場、禁書、禁言、禁報導等一系列收緊言論做法的由來。另一方面，就是悄悄的使用另一杆子的暴力機器。一段時間以來，對不受中共直接操縱的民間團體、個人採用的手段都是如此。其表現包括抓人不敢通知家屬，開庭不敢公佈時間，上訴不敢通知律師，警察扮成土匪打人，而會見歐洲議會副主席則變成「和反華勢力相勾結」，連法庭判決書都成了「國家機密」。當局對鄭怡春、杜導斌、張林、陳光誠、力虹、池建偉、嚴正學、曹東、高智晟等人的抓捕、判刑都是使用的這種操作方式，這是中共統治方式向地下轉型的實例。 踐踏自己制定的憲法法律，公然的執法犯法，從來就不是統治強大穩固的表現。放着現成的法律不用，而以那些不敢公佈的「紅頭文件」來作依據，只能說明統治者的走投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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