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僞民歌」？「僞民歌」是中共盜用民歌的形式、曲調，改頭換面加入黨文化的內容，美其名曰「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例如人們熟悉的《東方紅》，就是把膾炙人口的陝北愛情民歌《芝麻油》，換上新詞而成，原本對情郎哥思念與恩愛之情被悄悄換成了對「偉大領袖」的感恩戴德。曾鬧出版權官司的《十送紅軍》，其實曲調來自贛南民歌《送郎歌》，歌中的妻子送郎出遠門，觸景生情，一唱三嘆，被篡改成了對紅軍的「無限深情」。這些民歌曲調一旦換上 「革命內容」以後，原來的歌曲就沒人敢再唱、再傳了（再唱就有「政治問題」、「立場問題」），一兩代人之後，原歌幾乎沒人知道了；而這些黨歌黨曲鳩佔鵲巢，反而堂皇的貼上「民族經典」的標籤，使人無形之中覺的黨文化就是民族文化。這本來是中共對民族文化的摧殘，但在中共的詞典裏，這卻成了對民族文化的 「繼承和發揚」。

中共利用僞民歌灌輸黨文化有很大的隱蔽性。一方面，由於長期傳唱於民間的民歌都往往經過了幾代、乃至數十代人的錘鍊而日益精煉、成熟，具有曲調優美、明暢、容易上口等特點，特別適合於廣泛流傳，這就使得中共利用其迅速推行黨文化幾乎沒有什麼阻力；另一方面，民歌大都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方百姓生活的苦樂息息相關，和民衆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一旦被剽竊而成「革命歌曲」之後，這種親和力很容易造成民衆「對黨的深厚感情」 的假相。這也是中共一貫採用的僞造民意的一種手段。筆者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學唱了具有各民族風格的僞民歌后，竟天真地相信這些僞民歌是各民族百姓出於「對黨的熱愛」而自發創作的，自然而然地覺的全國各民族都發自內心的「熱愛黨」，連遠在邊陲的藏族也唱《北京的金山上》，蒙古族也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赫哲族唱《烏蘇里江船歌》，不是麼？

實際上，僞民歌的一大特點是，沒有一首是民間自發創作、傳唱的，而無一例外的是由「黨的文藝工作者」剽竊民族音樂精髓，直接移植或進行所謂「再創作」後，又糅入了中共的私貨。

前面提到的《烏蘇里江船歌》就是「再創作」後再塞進私貨的僞民歌例子。筆者曾經很喜歡哼唱這首歌。這首歌的旋律取材於赫哲族人「嫁令闊」中的民歌，那高亢、婉轉、優美的旋律，一般人都會毫無保留的接受並喜愛它。這正是因爲其旋律從民歌中盜取了精髓。表面看這是一首歌頌生活的「民歌」，其實黨文化的私貨非常隱晦的藏在後兩段的歌詞「緊搖槳來掌穩舵，雙手贏得豐收年，」「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萬萬年。」最終目的是暗示「黨領導人民走上了幸福路。」和今天的「主旋律」「和諧樂章」是一個意思。

這首歌曲的創作背景是一九六二年，當時中國人剛剛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死亡人口達四千萬以上。雖然中共當時稱之爲「三年自然災害」（當然今天中共也無法繼續厚顏這麼說了，而稱之爲「三年困難時期」），但是今天的學者察看歷史資料，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和其它正常年景類似，雖然許多地方有局部旱澇等災害，這些自然災害從全國整體平均而言，與常年相比並無顯著增加。不過當時受災面積、受災人口卻是空前的。這是因爲災難實際是由於中共搞大鍊鋼鐵抽光了田裏的勞力，各地浮誇成風、高額上交糧食造成百姓無口糧，大搞食堂，吃飯不要錢，最後連種子糧都吃掉了等等人爲因素造成的。此時前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也與中共分道揚鑣。中共危機四伏，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爲了緩和內外矛盾，欺騙民衆，中共急需要「黨的文藝工作者」粉飾「社會主義」，營造「歌舞昇平」的假相。「歌頌家鄉、歌頌生活」的僞民歌《烏蘇里江船歌》就在這種背景下出臺了。當然詞曲作者並不一定是有意替中共掩蓋罪惡。實際這些「黨的文藝工作者」本身也是浸泡在黨文化中，天真地相信大饑荒源自「天災」和「蘇修封鎖」，他們反過來又創作出黨文化作品毒害他人，幫中共度過危機。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中，這類黨文化附體民族文化的作品比比皆是，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今天大陸的各類中國民族歌曲 「經典排行榜」，就大量充斥這類作品。大批的僞民歌傳唱後，中國人不知不覺中就開始把黨文化當成了民族文化了。這也是很多中國人搞不清中共和中國的區別的原因之一。

民族振興，需要深厚的民族文化作基礎。新唐人舉辦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的參賽曲目之一類，就是正統的民族歌曲，此爲正本清源，拋棄黨文化僞民歌，迴歸正統民族歌曲的盛舉，值得每個炎黃子孫關注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