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虽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保留着她的访问学者邀请，但高瑜坚持留在中国：“中共就是想把政治上不喜欢的人都赶跑，叫做扫垃圾运动。但我一定要留下来，我到死都是中国记者，因为报导真相是我的职责。”
　　
命运错综复杂地安排高瑜当了记者，在被外界视为“最大的记者监狱”的中国，写新闻报导，讲真话，无异于用生命来冒险。高瑜付出了7年监牢的惨痛代价，但不改她直言的本色。去年10月，高瑜在美国纽约再次接受国际妇女基金会新闻勇气奖时，一句“你有枪，我有笔”，“这是历史对我的选择”，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共监狱对犯人制定了必须低头认罪的硬性规定，否则犯人入狱之后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能减刑，高瑜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向代表极权的监规低头，北京监狱的警察都称赞她：“坐监狱也这样硬气。”
　　
“我是自北京女子监狱建成以来，第一个没有低头认罪的犯人。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罪。”回忆狱中生活，高瑜这样说道。
　　
中国是最大记者监狱

2月2日到5日，在香港召开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20多个中国大陆作家被拒绝入境，15名作家幸运闯关，高瑜是其中一员。2月6日，会议结束后，我和摄影师兜兜转转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地处偏僻，风景秀丽的新界西贡渡假营，和高瑜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访谈从香港开始，高瑜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新闻社工作时，高瑜同时兼任香港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每期一篇，针砭时政。
　　
1993年高瑜第二次入狱，中共指称的所谓罪名，是她为香港《镜报》写的2篇文章，判她6年徒刑，1999年获释；2002年，她首次跨出国门，去泰国路经香港参加一个人权新闻奖的颁奖，香港传媒纷纷追她。
　　
高瑜在香港传媒界有很多的朋友，目前被中共关押判刑5年的程翔，是她的老朋友。
　　
高瑜披露，张思之律师为她第二次入狱辩护时，准备厚厚的一大叠香港报刊资料，是程翔特地复印的，证明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文章内容已经早在各大报纸都有刊登：“比如3月我给《镜报》写的专栏涉及工资改革的问题，我只是评论，这次改革幅度比较大，主要是配合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我所引用的依据是国务院已经讨论通过的一项决定，这份决定在2月14日的《文汇报》全文刊登。”
　　
没想到12年后，程翔也因为投稿被捕。高瑜积极参与营救程翔的工作，包括真名签名要求释放程翔等等。命运就是如此，高瑜出来了，程翔进去了，印证了“中国是最大记者监狱”的指控。
　　
“对记者来说，中共要扣你罪名，不需要证据，你的作品就是证据。”高瑜这样提醒传媒工作者。
　　
对目前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高瑜形容是中国历史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的时期。
　　
与“和谐社会”的口号不相符。“现在一个是十七大，一个是明年的奥运会。奥运会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形象工程，现政权不能有一点点失误的。我觉得今年对中国传媒的限制会比过去更加严重，你看看去年涉及新闻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今年的禁书事件，显示政治一直在刮寒流。”

江泽民“看中”的人质

高瑜的命运，总是和中共高层眼中的大事连在一起。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14个月后获释；第二次，1993年10月2日，北京申报2000年奥运失败后的一个星期被捕，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医释放。
　　
高瑜忆述第一次被捕的经历：“6月3日，我在上班路途中，被国安绑架，他们抓我的原因，因为我的一篇文章被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1988 年10月高瑜刚刚从中新社调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文中经济方面，关于用改革来解决当时经济过热的问题的看法，和3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一致。政治方面，文章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特别提出中国应该有一部非常好的宪法，应该适应于港、澳、台还有整个大中华的华人，要有宪政精神，体现出对人权的保障。

采访中对政治敏锐的高瑜，当时更大胆的假设：“明年经济问题，会不会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让赵紫阳来承担？严家其一听很激动，这样就太糟糕了，中国应该是实行宪法权威，尤其不应该出现像打倒胡耀邦那样的高层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这就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了，给我定成倒邓保赵。”

1989年6月8日，中共将这篇文章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加上“六四”前高瑜受胡绩伟之托在广场上劝学生撤退，高瑜成了北京市第一个被捕的知识份子。在秘密关押中，她患上心绞痛，14个月后获释。
　　
第二次入狱，则是因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败，高瑜成为“中共向西方展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中共一气之下，一个星期后把高瑜关了进去，当时高瑜正准备2天后，坐飞机去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对于人质牌的说法，高瑜说：“它们（中共）对于政治犯，有政治需要的时候，官方就要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再找罪证。他们审我的时候，当听到我向《镜报》写了4篇稿件，审讯的人高兴得都站起来了，就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高瑜表示，1997年服刑期间，她差点作为前中共政权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谈判的筹码被释放到美国，当时美国开出的8名民主人士名单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当时中共说，除了魏京生，别人都可以考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对时任中共副总理的钱其琛说，美国最重视新闻自由。
　　
高瑜忆述道：“监狱已经开始给我身体检查，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已经显示要政治交换。”但是就因为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首届新闻自由奖决定颁给她就立刻停止。她又成为江泽民和中共外交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价还价的砝码。
　　
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
　　
高瑜透露，中共甚至以要退出教科文组织相威胁，叫他们不要把这个奖授给我。
　　
因为这个奖，高瑜多坐了两年牢，但她无悔：“中国太需要像联合国这样的支持。”

失踪
　　
高瑜先后两次被捕，弄得浑身是病，她在狱中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全身长满红疹，奇痒无比，需要用热开水烫才能有两个小时的缓解期，手掌全部裂开，鲜血淋漓。
　　
她的家庭也付出巨大代价。1989年6月3日，她突然遭绑架失踪，高家上下乱作一团，她整整3个半月没有消息。她的丈夫赵元康，由于要看护儿子，还要瞒着高瑜82岁的老母亲，无法抽身外出寻妻，只好由高瑜当空军的弟弟去寻找。高弟换上便衣，骑着电单车，穿过枪林弹雨的三环路，开始了毕生难忘的寻“尸”之旅。
　　
提起当年的经历，高瑜仍然触目惊心。她说弟弟走遍了北京城四十多家医院，只对她讲过去的第一个医院的情景，她就没有再问下去了。高弟首先去最近位于长安街道上的公安局复兴医院，停尸房尸体都放不下，都放在露天的一个房间。最难忘的是打开房门，拥挤的尸房内，挤满了40多具尸体，一具男尸“滚”出来，只听到后面的女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高叫爸爸，原来滚出的是她爸爸的尸体。
　　
高弟一看前面的全是男尸，只有最里面有几具女尸，就买了块毛巾，勒着脸，冲进去翻看，发现里面的两个女尸不是高瑜，他就一个一个医院再找，直到医院都把尸体处理完了，变成相片了，再找再找……
　　
3个半月后，家人才有了她的消息。第二年（1990年）8月28日，高瑜因为突发心脏病获释。那晚，她居住的国务院宿舍的居民，夹道欢迎她归来：“我母亲追出来，问安全局的人，你还把我女儿带走不带？他说，不带了。有邻居就指责他们，你们把小高抓走了。我住了两个月医院。有的就在说，你们不该杀人呀。”
　　
高瑜忆述当时的情景，仍然很激动。高瑜被绑架之后，老母亲担惊受怕，在高瑜出狱20天后中风。高瑜眼泛泪光的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把我母亲夺走，‘六四’就夺走了。一年零两个月后，她去世了，很胖的老太太瘦成一个植物人，很小很小。”而一直默默支持高瑜的丈夫，在经济压力下心力交瘁，近年连续中风，脑血栓引致半身不遂，现在还坐在轮椅上。高瑜心疼丈夫，去年高瑜访美归心似箭：“我还要回去照顾他。他为我承受得太多了。”

誓不入中共

命运对高瑜是坎坷的。高瑜也曾经有过多次冲动，想改行写电影、电视剧本，或者写一些软性文章赚赚稿费，让家人压力小一些，但实在提不起兴趣。“我非常能抓住问题的本质，长着一双新闻眼。”高瑜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对中国新闻自由，高瑜有独到的见解：“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都是体制派生出来的问题。中共制度不改变，中国无言论自由。”
　　
高瑜向往自由，坚决不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官方中新社的“异类”。高瑜对这个党的反思，来自于每一场政治运动：“每场政治运动，都在我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就像用刀子在心中划出划痕，越划越深。

7、 8岁的时候，我家居住的机关大院里面有很多颗大树，院子外边还有一片小树林，批斗会后经常都有人上吊，把人从树上卸下来，拿席子盖上，我们小孩子就跑过去看。大学时发生文革，很多老师被批判，自杀，在拷打中致死，学生一边拖着教授的尸体下楼，一边叫骂要把这个反革命拖到大操场暴尸，我是非常反感的。往往这种学生后来都获得高官厚禄。

高瑜的丈夫在“913事件”后第一批被捕，高瑜大着肚子等他回来，放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8个月大。高瑜说，丈夫的遭遇更坚定了她不入党的决心了。
　　
高瑜用她的笔，她的文章，对抗掌握了枪杆子的强权。国际妇女基金会两次颁给她新闻勇气奖，高瑜分析，因为她的文章和入狱成为首位连续获此奖项的记者，是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如何走向宪政民主的证明。

11年前，和高瑜一起得奖的尼日利亚的作家，因为获发奖项，第二年就被释放。但高瑜仍在狱中：“这说明中共的极权专制更严重。”这次和她同时获奖的有美国和黎巴嫩的记者，都是因报导反恐遭恐怖主义迫害，她说：“你们在奖励这两个女记者的同时，没有忘了中国记者，对全中国人都是一种支援，说明恐怖主义和共产专制国家的共同点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和对新闻自由的剥夺。”

隐士的故事
　　
高瑜的律师张思之曾经对高瑜的儿子说，你妈被判6年，在走廊里远远看见我们，笑着打招呼，简直是太棒了。“为什么？因为在自由与独裁、真理与谎言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高瑜坚定的说道。高瑜这样解释自己乐观坚强的性格：“我的性格像我母亲，很坚强，老人家八十多岁时，还天天骂邓小平，说不该杀人。”
　　
“大隐隐于世，小隐隐于山”，母亲小时候给她说的一个隐士的故事，深深的印在高瑜的脑海里，铸就了她的今天：“过去有一个隐士，背着一个砂锅，砂锅就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可以背着它到处要饭。走着走着，这个砂锅就掉到地上，打碎了。他头也不回，还在往前走。
　　
路人就觉得很奇怪，你就只有这么一个砂锅，怎么碎了，你连头都不回。他说，它既然碎了，我还回头看什么呢？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我觉得要有目光，对一些事情上，要能够当机立断，我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
　　
对于下一步，高瑜还是会继续在中国的舞台，发出新闻自由的呐喊：“现在传媒是党的喉舌，我们要把它改变成民众的喉舌。”

高瑜小档案
　　
高瑜，祖籍中国河南，1944年生于四川重庆。原任中国新闻社记者，1988年10月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因“六四”事件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秘密绑架，一直软禁到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在她准备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访问学者前夕，再次被捕，经过秘密审理， 1994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1999年 2月15日，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得奖记录
　　
1995年5月，高瑜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自由金笔奖”；
1995年11月6日，首次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1997年5月3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
2000年5月，获日内瓦颁发的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
2006年6月，再度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
（注：前三次获奖时，高瑜尚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