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格兰·麦克格雷格在星期六的渥太华公民报上声称，国际舆论不能因为各种间接证据而认定中共犯下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哪怕有大量的此类间接证据。他要看到一把参与作案的解剖刀，一名供认不讳的外科医生或一名存活的器官“供体”。
遗憾的是，他所要的证据无法取得。参与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是谋杀案的同谋，他们不会开口。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中也没有一名幸存的器官供体。
当今世界不是一个刑事法庭，可是我们的报告（我们自愿准备的）“血淋淋的器官摘取”认为，根据独立证实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都可在我们的网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找到，中共及其下属机构在六年多来杀害了为数众多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学员，高价出售他们的重要器官，有时是出售给专程从海外到中国做移植手术的“器官旅游者”。
请考量部份的求证及反证途径：
中共是一个系统的、有大量佐证的人权侵犯者。自从一九八零年以来，中共大规模的削减对医疗健康系统的拨款，器官移植是医疗系统新款项的主要来源。
中共允许军队私下集资。而军队对器官移植插足很深。
全中国范围的腐败是一大问题，最近一次（二零零七年）的“透明国际”年度评比中，中国的“清廉指数”位于七十一个国家之后。移植使其利润丰厚。
中国的移植伦理标准没有一个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举例来说，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间，中共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同时担任中国医疗协会的主席。自一九四九年毛政权成立以来，中国医疗协会一直没有脱离党政一体的中共。
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一直以非自愿的方式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近年来又增加了大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当局对他们的诽谤和妖魔化比对因刑事犯罪而被处决的死刑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捐献器官的机构。中国（传统）文化强烈反对器官捐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人口最众多的国家用于移植的器官非常匮乏。
（中共）医院在网站上不打自招的吹嘘，只需等待几天或几个星期就能用高价买到各种器官，从三万美元的眼角膜到十八万美元的“肝肾组合”不等。而在其它国家，等待时间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我们调查过的器官受体告诉我们做移植手术的秘密性及军队体系广泛参与。
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出售器官在中国是合法的。新颁布的禁止出售器官的法律看来并没有得以实施。
自一九九九年中以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自行决定并颁布的政策。
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里遭受系统性的酷刑折磨和虐待。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逮捕，通常在未经审判和判刑的情况下被关押，他们不放弃信仰就无法获得自由。数千名身份和姓名已被确认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许多学员被逮捕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邻居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这些身份不明的学员是一个易受害群体。
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定期接受血液检查和体检。基于他们同时受到有系统的折磨，这些检查不可能是出于对他们健康的关心。
传统的器官来源，即死刑犯，捐献者和脑死亡者，其数目远远不足以解释中国各地移植手术的总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唯一能够对数量剧增的移植手术作出解释的可确认（器官）来源。
在个别几个案例中，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得以在学员遗体火化前见到亲人残缺不全的肢体，死者的器官已被摘取。
我们的电话调查员以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病患家属的身份询问全中国各地的医院。在许多不同地区，接听电话的医院工作人员明确说法轮功学员是器官来源的供体（法轮功学员以炼功而身体健康出名）。这些电话我们都有录音记录和电话账单为证。
我们采访过一名外科医生的前妻，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以前的两年中，在沈阳苏家屯医院亲自摘取了两千左右被麻醉后的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我们认为她的证词可信。
除了我们自己的调查，另外有两个独立的调查也针对了我们所针对的问题，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摘取器官是否存在。一个是由明尼苏达大学的柯克·艾里逊博士（Dr. Kirk Allison）进行，另一个由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进行。这两个调查都得出了和我们同样的结论。
把我们汇集的证据单独对待，并声称这个或那个证据不足以证实这一指控，这不难。正是这些证据的综合使得我们得出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
我们的报告推荐了二十五个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应得以推行以防止对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掠夺。在中国，全国范围的对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攫取正在发生。它们必须停止。
（注：大卫·乔高曾代表埃德蒙顿东南区担任国会议员二十七年，在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期间担任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麦塔斯是加拿大温尼伯市的国际人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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