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地过了海关之后，我搭乘巴士直奔家里。之后的几天里，我复制了数十张光碟，连同报纸一道赠送给朋友和同学，很快，这些资料就在小范围内流传开来。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直到回程机票到期的前几天，安全局的人找上门来了。他们彬彬有礼，一再强调：“只是一般了解你们在国外的情况，随便聊聊。”
说是在家里谈话不方便，他们用小车载我到一家高级酒店。只见他们对服务小姐说了几句，就拿着房卡把我引进了一间能看海景的房间。又是斟茶又是递烟，十分地热情，还叫来一些食品和饮料。我们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交谈起来。
一开始他们确实是非常“随便”地聊，谈国外的华人生活；历史上的黑奴问题；两党竞选问题等等。最后他们“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了对法轮功的看法。
我没有介意地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但他们信仰的真、善、忍就绝不是坏事，他们不应该受到迫害。我抓住这个机会，和他们谈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尽管看到他们的其中一人在快速地记录，我也顾不了这么多。
逐渐地，我发现他们的脸色在变，突然，领头的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喝斥，要我交待这次回国时所携带的反动资料，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光碟。
我知道肯定是其中某位朋友泄漏的。头脑在迅速回想，尽量搜索出是在哪个环节出错，谁最可能泄漏。不管我面前的人在问什么，不管他们多凶恶，我都低头不回答。最后，我发现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无法得出结论谁最有可能泄漏。但为了家人不受牵连，避免众多无辜的朋友受害，我承认自己带了《九评共产党》光碟，并愿意第二天就交给他们。为了麻痹他们，我还主动“坦白”了几张《大纪元时报》，但这些报纸都散失在在外，我承诺尽力追回，明天一并“上缴”。从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听说过大纪元报纸。低声商量后，他们同意我回家。
当我步出这家酒店时，我的背脊被汗湿透了。
当天晚上，我住的小区门口就有便衣警察在通宵活动。我知道他们是在监视我，我很难出去。第二天，按他们规定的时间，我又来到了那家豪华酒店。我想这就是中共的“双规”吧——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不同的是，这次被双规的不是他们的同志，而是我这样一个多年未回国的华侨。我把一张《九评共产党》光碟和几张《大纪元时报》交给了他们。我想，只要他们看了《九评共产党》，哪怕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就不可能否认里面的事实，不可能不被震撼。
我惊奇地发现，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那些光碟和报纸，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只见领头的挪近了椅子，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无论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带反动资料回来，我们就可以治你的罪，你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但话又说回来，谁不会犯错呢？有错就改，改了就是好人嘛。面前有两条路给你选择，一条是有错不改，继续与人民为敌，那是自取灭亡；另一条路是为祖国做一点事，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出点力。你只有为祖国做事，才能将功补过。”
到这时我才明白，他们要我做“业余间谍”，为他们了解海外的法轮功和民运人士的情况。他们还提供经费，美其名为：“如果你生活上有困难，我们也会出手相助的。”
见我默不作声，领头的又说：“你还有家人在国内，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他们着想、为父母兄妹着想吧？”
我听出来了，这是胁迫，是赤裸裸的绑架人质。看来他们是逮住你带“反动资料”的把柄，施一点金钱诱惑和绑架家人的暗示，迫使你出卖良心当间谍。
如果我当场拒绝他们，很可能就回不了家，就是他们说的“自取灭亡”；如果我答应他们“效劳祖国”，那后果更惨，我连良心都没有了，我还是人吗？
在理顺了内心的杂乱思绪之后，我答应他们考虑考虑，和家人商量后再说。
当天晚上我再次回到了家，和焦急等待的家人一道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今晚逃离，否则凶多吉少。
但门外的便衣警察在监视着进出小区的车辆，看来要乘出租车或私家车逃出去不容易。情急之中我想到了开货车的老同学，拨通电话后，他当即答应开车来“解救”。于是我“躺”进了他的货车，出了小区，连夜逃离家乡，几经辗转离开了中国，结束了这趟惊险而又有意义的旅行。
和那些受尽折磨、被迫害致残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相比，我这次经历算不了什么，但我这样一个持外国护照，又没有触犯法律的人，都被他们“双规”两天胁迫当间谍。如果持中国护照，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2006年8月3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