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在市中心ROSS HOUSE舉行。


【人民報消息】2006年7月23日，由百鳴文化沙龍和大紀元時報共同主辦的墨爾本九評座談會——「鉅變前夕的中國」在市中心ROSSHOUSE舉行。席間，各界人士就當前的的國內形勢進行了分析和座談，對於如何推動退黨大潮向前推進，推動中國鉅變儘早到來各抒已見。

袁紅冰：中國即將鉅變的三個理由


袁紅冰教授。
據大紀元記者肖勤墨爾本報導,自由派法學家袁紅冰先生首先發言，他說，中國即將發生鉅變有三個理由：一、信仰崩潰。現在中共對民衆的吸引力只有物質利誘，還有利用國家恐怖主義如特務手段進行控制，不但是對異見人士，對中共的內部，包括中央省部級的幹部都有國家安全局的人監控。這說明現在中共已經是精神上的破落戶，除了物質利誘，就沒有任何凝聚力了。

二、沒有可以掌握歷史命運的鐵腕人物。中共內部已經沒有哪個鐵腕人物可以掌握歷史的命運。胡錦濤是一個對文學作品只知道《卓婭和舒拉》的人，是靠圓滑的處世哲學爬上來的人，他不可能成爲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他不但沒有能力把中國帶上光明之路，連維持自己的統治都成問題。

三、缺乏高效的官員隊伍。專制統治要維持它的穩定存在，必須有高效的官員隊伍。而被物慾腐蝕了的中共官員是做不到的，可以斷定，一旦有重大事情發生，這些官員們馬上就會作鳥獸散。就如同前蘇聯，雖然有大批的黨員，有龐大的軍警特，然而，一旦利益不復存在，沒有誰再爲這個腐朽的政權賣命。

基於這三點，袁教授認爲「中國的鉅變，我們很快就能看得見」。

陳用林：中共已走到了窮途末路


陳用林先生。
現在幾乎沒有人會認爲中國不會變，但有的說將在08年，有的說還要一、二十年，有的甚至說還有五十年。對此，陳用林說，那些失地的農民，下崗的工人，維權上訪的人都不會答應。

陳用林從外交官的視角爲來賓分析了中共的末世表現，他形容，中共現在確實是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四面楚歌的地步」。現在的中共內部面臨着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國際壓力空前，自89年以來，目前中共的壓力是最大的，人權外交方面路越來越窄。現在是中共崩潰前夕最後的浪潮。特別是《九評》發表以後，把中共的醜惡猙獰暴曬在陽光之下，它已經無力迴天，必死無疑。鉅變也許馬上就要到來，也許已經正在進行了。

高健：拯救民族文化非常重要


高健先生。
民主人士高健說：「中國社會的現狀非常令人擔憂。廣東派出所所長標價一百萬，社會品質壞到極點，無官不貪，老百姓一切向錢看，連夫妻父子之間都騙。共產黨倒臺是分分鐘都可能發生的事，貌似強大的紅色帝國好像堅不可摧，可是誰也不知道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什麼時候掉下來，但今後的中國怎麼辦，共產文化把人的靈魂全部腐蝕掉了，非常令人擔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非常重要。我看到共產黨氣數已盡，我們更要考慮是共產黨倒臺以後我們怎麼辦，面對社會亂象，面對這麼壞的人心，我們怎麼辦？拯救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的任務是非常艱鉅的。

對於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爲作爲政府，中共不可能這樣大規模地做摘除器官的事，高健說：「原來在49年以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聽到延安的整風運動，聽到蘇區的AB團的事，他們是不相信的；我們這一代人，聽到68、69年大量餓死人的事情，我們也是不相信的；到了後來的人，聽說文化大革命時，廣西吃人的事情，他們也是不相信的；今天我的孩子聽到六四開槍殺人的事情，他們也是不相信的。作爲一個正常的人，不相信是正常的。我們家裏養的狗，你讓我砍它一刀，我做不到，正常的人都做不到。器官摘除的事情，我在國內就聽說過，但那是從死刑犯身上。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器官，我沒有確實的證據，但是我從共產黨的歷史上的表現來看，我認爲共產黨是完全做得出這樣的事情，我相信，共產黨倒臺的那一天，人們會發現，就如當年人們不相信納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一樣，到盟軍解放波蘭的時候才發現。這方面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因爲西方人是無法想像到共產黨的殘忍的。」

阮傑：非法財富導致中國鉅變


阮傑先生。
中國政黨聯盟副祕書長阮傑先生說：「首先我們看看中國爲什麼發生鉅變？是因爲腐敗嗎？中國封建歷史每朝皆有腐敗但歷史上百年的不少；是因爲經濟不景氣嗎？北朝鮮經濟不好，但變的可能性不大，五十年代中國很窮，但政權很穩定。從法國大革命的例子可以看到，變革是因爲政治經濟的分裂。當權者與絕大多數民衆對立，絕大多數富人財富來源不合法，失去社會公正。現在有的人還在談中共氣數未盡論，理論是中產階級出現，但是，現在國內的情況是，這些精英已被邪惡政權收買了。決定中國前途的不可能是精英，只有中國民衆。中共什麼時候滅亡？也許08年，也許07年，也許就是明天，而作爲民運人士，我們應抱定中共明天就亡的信念。」

阮傑同時現場爲國內維權律師楊在新捐款，楊在新律師自從爲法輪功公開呼籲後即被事務所解聘，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難。他說：「你投下去的不是幾元錢，而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郝鳳軍：陷入最後瘋狂的軍警特


郝鳳軍先生。
原國保局警察郝鳳軍說，「今天在座的，包括袁教授、陳用林、孫立勇還有我，都是出逃者。最近我接觸到國內的很多電話，對我施壓。這些軍警特現在都已經陷入最後的瘋狂了。目前我和我的親骨肉失去了聯繫，我的親人70多歲了，想辦護照出來看看我們，結果他們說：「他帶了那麼多國家機密出去，要回來了，就等着挨槍子。你告訴郝鳳軍，在國外好好賺錢，別再鬧了，我們就會讓你們出去。」他們以爲用親情來折磨我就能讓我放棄，我有我的人生理念，決定了就決不後悔。我沒有泄露國家機密，而是揭露中共怎樣鎮壓老百姓。

我會從自我做起爲中國的自由民主不遺餘力，於國於家我都必須這樣做。大的方面要解救受迫害的良心犯和最大的受迫害羣體法輪功，小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問我最近爲什麼更壯了，是，我在鍛鍊身體，我要和中共打硬仗，和它對決到底。」

肖中華：請參與調查法輪功被迫害真相


肖中華先生。
澳洲調查迫害法輪功真相調查委員會發言人肖中華說：「我們身處澳洲，從西方人士對動物的愛護，對塔省金礦工人的關注，可以知道西方社會對生命是十分尊重的，每一個生命的過程都是很可貴的。但是何華德說，我知道中國和我們是不一樣的，但是我是個現實主義者，我要注重我們國家的利益。可是，面對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這麼慘痛的侵犯人權的事情都無動於衷就不配做人了！加拿大報告出來，讓西方民衆重新審視一下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國之本。作爲受迫害深重的法輪功學員羣體，我們需要第三方的聲音，需要你們來證實我們的控訴。未來中共倒臺以後，人們會感謝你們今天所做的一切。」

孫立勇：女兒的二十歲生日禮物

從悉尼趕來參加座談會的民主人士孫立勇說：「今天是女兒二十週歲生日，出門前女兒問，你送我什麼禮物，我說我要去參加自由中國組辦的譴責中共的活動，這就是我送給你的最好禮物。17年前6月3日晚，6點多時，廣播說市民們不要出門，否則後果自負。我沒管帶着女兒去了。我抱着女兒在天安門前轉悠，舉着小旗喊：「李鵬不下臺，我們天天來。」九點多，我看見有人滿身是血跑過來，我知道已經開槍了。子彈在頭頂飛過，憤怒的市民一邊跑一邊扔磚頭，那天晚上我徹底認識了共產黨的本質。


孫立勇先生。
書本告訴我，民主要靠民衆自己去爭取。這對於很多中國人是個盲點。64後我和朋友自辦民主刊物《鐘聲》，要求爲六四平反正名，安撫受難者家屬。我們每天去塞信箱，一年後全部人員被抓，我被判了七年。在獄中我遭受了無數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所揭露的受迫害，我完全相信，我可以作證。出獄後的日子也非常艱難。03年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在朋友的幫助下來到了澳洲。國內的64死難者家屬、良心犯、法輪功學員，他們太艱難了。我們人在澳洲，要多想想國內受苦難的人，能幫就幫。

有人說，共產黨是沙基，一場雨就垮，可是這要靠我們每人都化作一滴雨，行動起來，作實事。比如說，聽到哪裏有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就大家都往那裏打電話，給他施壓。中國老百姓對中共的認識是很深的，北京老太太每天聽美國之音，聽法廣，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比悉尼唐人街那些89六四喝人血饅頭十幾年後回到觀禮臺的人深得多。

我現在每個月寄個一百元錢給國內的兄弟們，我身上總有各種各樣的電話卡，有空就給國內的公檢法打電話，我只要將來中國實現民主了，我能說，在中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候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他們沒白交我這個朋友。不要要求別人，做好自己，做點實事。


藍女士。
聽畢孫立勇一席話，一位姓藍的女士感慨地說：「孫先生的故事講起來很簡單，七年的牢獄生活一句話可以帶過，但箇中過程可以想見是非常的慘痛。孫先生吃了很多的苦，但沒進監獄的中國人也苦，很多人是靠失去靈魂換得的榮華富貴。六四的時候我是吉林大學的學生，聽說軍人被打了興奮劑，用的是開花彈，十幾年後證實這些都不是謠言。我也是那時候起看透了共產黨，但是我沒有孫先生的勇氣，只是看到共產黨很強大，無可奈何。整個人感到很空虛沒有信仰寄託。可是現在我不一樣了，我知道了解決的辦法，看九評，傳九評就是我們能夠實踐的最好的解體中共的。天滅中共的時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關鍵是不要成爲陪葬品，退出一切組織就可以保平安。」

曾在軍中服役的陳先生建議應當積極爭取軍方的支持。他說共產黨對軍隊控制的很牢，黨指揮槍，文革動用軍隊搞階級鬥爭，六四動用軍隊殺人，給涉世未深的軍人洗腦殺人。但軍中有民主思想的並不少，例如魏京生，伍凡都曾是軍人，最好的辦法是把九評在軍中廣泛傳播，讓他們認清中共是什麼，支持軍隊國家化。

旁邊的鄭女士接着說，她前幾天就接到從國內傳出的一批退黨名單，這些人都來自軍隊和公安部門。「我都用化名給他們退了黨，別的人不知道，但他自己心裏知道。到時候你讓他再把槍口對着人民，他還會嗎？百萬大軍瞬間爲零。」

這是百鳴文化沙龍和大紀元時報首次採取座談會的形式探討中國問題，與會人士普遍反應輕鬆熱烈，暢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