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高于道德将导致政教合一
这次研讨会是关于中国未来的研讨会。从各国政府、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人从政治层面思考，比如怎么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实行宪政、普选；有人从法律层面思考，也就是怎样保证司法的公平和独立；有人从经济层面考虑；有人从生态环境角度考虑，当然这些层面也都是互相牵制、错综复杂的。许多人也都看到了，上述层面的改进都不得不触及或者清除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性障碍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专政”这个词很准确。什么叫“专”呢？就是“专一”、“独有”，就是不许别人染指。换句话说，在中国“搞政治”是共产党的专利，任何人希望染指的努力，都是共产党严厉打击和镇压的对象。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权力政治应该只占生活很小的一个部份。我们看一看美国大选就知道，投票率超过60%就了不得了，一般都在50%左右，甚至更低。去年投票率接近60%，创下了30年来的投票记录。投票率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人觉得谁上台对他们来说都不会有太大影响。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面临重新计票，但是美国人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该做生意做生意，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在大学开课，政治系也仅仅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而已，用政治来主导经济、文化、道德、信仰，在正常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中国一切都反过来了。毛时代叫“政治挂帅”，现在也差不多。某地农村屠宰场墙上的大标语赫然写着“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许多人看着觉得是个笑话，是个过度夸张的个别案例，实则不然。胡锦涛说了个“八荣八耻”，就要大家来学习，编成歌曲让中小学生唱，感觉和毛时代的“语录歌”差不多。新华社还登了幅图片报导：内容是西藏各界人士在布达拉宫举行“八荣八耻”演唱会。
“八荣八耻”里面的内容不能说都是错的，但是这个宣传的过程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凭什么由共产党来规定？
由一个执政党来规定道德，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政教合一。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
二、正常社会的信仰、道德、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是由正的信仰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人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是从信仰中来。信基督教的按照《圣经》来判断对错；信佛教的，按照佛经来判断对错；信道教的按照道藏来判断对错；信儒教的，按照四书五经来判断对错。现在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多，这些人是用“真善忍”的原则来判断对错。
宗教或者信仰的经典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是对神或者圣人的话记录下来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锁定在信仰上的道德也就稳定不变了。
文化是对道德的通俗化表达。比如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规范，那么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按照这个规范去做。
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都遵循“仁义礼智信”，那么一切的文艺创作、歌曲、舞蹈、戏剧、文学等等，也都体现“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关羽被曹操围住了，“屯土山约三事”，第一件事是“降汉不降曹”，这是“忠”；第二件事是家法，第三件事则是“义”，“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关羽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明“春秋大义”。也就是，他以“义”为道德准则，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件事再经过小说、戏剧、影视的传播，“义”便家喻户晓。这也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反过来维护道德原则，促进民众的道德提升。
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传统的皇朝也是建立在儒家的文化上的，简单的说就是“施仁政”。中国儒家的文化既支撑着历代王朝，也终结了各个王朝末世的荒淫和暴政。也就是如果皇帝暴虐，违反了“施仁政”的儒家道统，这个王朝也就丧失了合法性。换句话说，政治是低于文化的，是受文化制约的。
所以在传统社会，是以信仰驾驭道德，以道德驾驭文化，以文化驾驭政治，这种自发生长的信仰、道德、文化、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而中共则处处相反。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驾驭文化，以文化沦丧传统道德。所以，中共所建立的党文化是一种反自然的邪恶文化。
这种文化正因为它的邪恶，所以它不是自发生长，而是靠暴力和欺骗强行灌输的。
一个东西一旦成了文化，就成为了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身在其中而不觉察，所以我们探讨中国的未来，就不能不把党文化剥离出来，清除掉。
三、中华正统文化的精髓与劫难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真善忍”。
道家修“真”为主，修成的叫“真人”，但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天道并无偏私，一直会护佑善良的人。《道德经》中的“少私寡欲”就是一种“忍”的表现。
佛家修“善”为主，口中常念“善哉善哉”，然而也非常重视“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万行”，“布施、斋戒、忍辱、精进”等等，其中第三条就是“忍辱”。当然佛教中也重视“真”，“出家人不打诳语”，不能说假话。
儒家文化也同样体现着“真善忍”的不同层次的内涵。孔子主张的“仁”与“信”体现出“善”与“真”。孔子还主张“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指贪得无厌）”。这三戒需要涵养人的“忍”。
所以我们看到，以“儒释道”信仰为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正的文化。这个文化的存在本身，就让共产党非常的痛恨。
当然，共产党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和传统文化较量，所以一开始就直接用暴力去消灭传统文化。中共自己承认的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初在文化领域上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在全国展开，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用进化论否定有神论，直接挑战宗教的存在，而宗教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当宗教被消灭的时候，传统文化的精神就死了。接着中共“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包括从1950年开始即编写全国统一教材，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来教育下一代。第三个就是“知识份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因为知识份子是承传传统文化的人。
除了这三件事之外，中共在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镇压“会道门”，实际上就是杀有信仰的人，特别是有名望的道士、法师。反右是对知识份子的整肃。到文革的时候“破四旧”，则是最彻底的一次用暴力烧毁传统文化的载体——书籍、文物。
这种破坏是一场文化的大浩劫，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断裂出不可复归的鸿沟。
文革以后，共产党破坏文化的做法更加隐晦。《九评之六》中说：“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所以大家看到，无论中共在海外办多少文化节、食品节、庙会，没有了信仰和道德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复兴。
四、法轮功的出现与文化重建和复兴
法轮功并非为了重建或者复兴中华文化而出现的，他的深远意义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然而从刚才谈到的信仰、道德、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以“真善忍”为信仰的法轮功已经通过他的迅速传播为中国重建了道德体系。这个团体经历的迄今为止七年的残酷迫害仍然坚持不倒，而且仍然秉持着和平的精神，这本身彰显的就是信仰的力量，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支持法轮功的抗暴行动，也展现了法轮功在道德上的感召力。
这种信仰因为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必然给人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并孕育出新的文化。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新唐人电视台从2004年开始主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里面法轮功学员的节目中透露出的敬天、颂神的精神让我们看到新文化的曙光。
这种新文化的出现，就是对党文化的消解，而文化的消解，也会消解建立在党文化上面的制度。
五、退党大潮
当然回到开头的问题，有人在考虑中国未来的时候，从政治、经济、生态、军事等等层面去考虑。但是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还是党文化占主流的文化，不可能孕育出良性的政治。
举例来说，今年3月的时候，巴勒斯坦大选，选出了一个恐怖组织哈马斯上台。那一段时间，很多新闻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上班开车的路上听广播，美国对这件事情也很头疼。尽管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如果老百姓喊打喊杀的文化不改变，对于世界和平仍然是个威胁。
也就是说，仅仅从制度上改变中共还不够。我们还要站在文化的层面去改变，站在道德的层面去改变，而这些方面也是以信仰的重建为基础的。在现在，大陆除了法轮功之外，也有其它正教团体日渐兴起和扩大影响，这无疑为未来中国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
当然共产党也不会闲着，它会倾全力去迫害那些信仰团体，阻止中华道德和文化重建的步伐，杀戮、监禁和折磨有信仰的人。它觉得谁的威胁最大，迫害谁就最残酷。
面对这样的迫害，现在的退党大潮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到今天退党、团、队的人数就达到1100万了。我们有信心会和平解体中共，和平结束迫害，让中国和平转型。
同时在退党大潮中，信仰团体受到了艰苦的磨炼，他们的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正义人士的支持；另一方面，民众对中共的抛弃，也是一个道德觉醒的过程。这种和平转型，就是对中共以“仇恨和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的消解。参与“三退”的人数越多，中国道德重建和文化重建的意义也就越加明显。
未来的政府架构和社会管理模式，我们也许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有信心的是，道德觉醒和文化的重建为未来社会建立良性的政治制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6年6月9日下午完稿于华盛顿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