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书的中学与邻居小梅就读的北京女 12中（现166中学），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我们是平民子弟的普通中学，少有干部子弟。而小梅她们学校干部子弟大把抓。中央各部委头头、驻外大使、各军兵种首长、北京市委头头……的子女各班里都有好几个，总让人感觉，我们学校虽然也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人家那类学校是在造就国家栋梁。
文革中按出身论、血统论行事，可干部子弟更享有特权。他们有上层内部消息，敢想、敢说、敢干，各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基本都是他们贴出来的，他们自然成了文革刚开始，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前，学生造反的带头人，也就是后来变成红卫兵骨干的那群学生。
停课闹革命了，同学们天天写大字报，揭批校领导和老师。那天我实在无聊，从学校里溜出来，在灯市口大街上闲逛。看见一队女生由东向西走来，小梅在队尾，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文联大楼造反。征得她同意我也混在队里跟着走。
老舍先生时任主席的全国文联机关，位于灯市口大街的西口，王府井大街的北头。我们一伙人走到文联大门口，被传达室里出来的人拦住了，问找谁？领头的学生说：“这里的当权派是谁，我们就找谁！”传达室的人又问，你们想干什么？学生中有人嚷道：“别跟他啰嗦，咱们进去自己找！”之后几十号人就往楼里闯。
楼道里宽敞干净，安安静静的，各办公室关着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边的墙壁白白净净的，与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标语的墙壁相比那么不同。前面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撞开了房门，同时向里面喊话：“谁是这里的头？”各房间里的人都吓呆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有人回答，这里是全国文联，有不同的行当系统，具体是找作协的？音协的？美协的？领头的学生喝斥道：“少费话，找大当权派！”他们当中有人指点去哪层楼某号房间找找看。
 田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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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刚才被噎的学生抄起地上的一个藤条编的垃圾篓，窜到田汉身后的椅子上，一扬手把藤篓扣在田汉的头上，篓里的垃圾、纸片、碎屑顺着田汉的头往下掉。田汉两手拚命往上推藤篓，想把头挣脱出来，后面站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使劲往下拍。那藤篓带有锥度，口大底小，下到一半就下不去了，只见往下拍的双掌握成了双拳，像抡刀斧一样往下砸。随着藤篓的变形和破裂声，有丝丝的血迹渗出来，淌到田汉的短袖白衬衫上。
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田汉先生于1968年12月背着叛徒特务的罪名，惨死在301医院。当时对于田汉先生的野蛮批斗，小梅不以为然，她说，我们学校的校长、老师早就被剃了阴阳头了，这算不了什么。
后来我看热闹的心没有了，想赶紧离开。在往外走的时候，听见了另一间办公室里的对话，问：“你叫什么？”答：“贺敬之。”这个名字让我站住了。我从语文课本里读过他写的诗，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又听见问：“什么出身？”答：“贫雇农。”女孩尖细的喝斥声：“蜕化变质分子！”我还是忍不住想看看我崇拜的诗人是什么模样，又退回到这间办公室门口。
 贺敬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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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次冲击之后，这座大楼里就没有了安宁之日。机关内的造反派搭建了批斗台，文联内部知情的造反派提供钢鞭材料，外面进来的红卫兵主持批斗会，机关里的那些“牛鬼蛇神”轮番在上面受折磨。
后来听说了老舍先生自杀的消息，小梅说，她们学校的红卫兵直接参与了对老舍的批斗。她还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三反分子，又臭又硬，敢撕扯头上的高帽子，敢摘胸前的黑牌子。
直接亲手挥鞭凌辱老舍先生的那群红卫兵、基本都是“8.18”那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的“老兵”。他们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殊荣，获得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特权，那种有恃无恐地狂妄，已经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地步。8月24日，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正是北京最恐怖最血腥的那段日子。
当年给田汉先生头上扣纸篓的那批造反派和折磨老舍先生逼他跳湖的那群红卫兵，现在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无论身处何方，境地如何，文革四十周年这个日子相信不会忘记。连我这个当年的“逍遥派”都做过一次又一次的恶梦，难道施暴者，施虐者、害人的打手，凶手，内心从未泛过什么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