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世界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在美国创刊，总社在纽约。创办人王惕吾是国民党中央的常务委员，是决定中华民国国策的重要人物；社长马克任是国民党资深党员，屡屡出任“党和国家”的酬庸性职务；更重要的是，继任其社长职位的李厚维，更是国民党大特务李崇诗之次子；而在世界日报工作的人都是在美国庇护下在台湾安居乐业、学有所长的报业工作者。这样的组合，曾经被中共及其在美国的左倾份子形容为“国民党的台湾大本营”，对他们谩骂、打击不遗余力。
回忆一九七五年“世界日报”在纽约筹备出版之际，中共方面便指使他们的爪牙对世界日报造谣攻击，并派人到报社叫骂骚扰，甚至向报社所在地的楼房放火，戳破报社员工汽车的轮胎，派人到世界日报门前拍摄进出者的照片，派人到报社门口示威抗议、呼吁侨胞不要购阅“世界日报”。此刻在香港主持一份新闻性杂志的左倾份子邱某，就曾经撰文攻击“世界日报”为“世界谣报”，并到“世界日报”门前派发请侨胞不要看“世界日报”的传单。直到“世界日报”从纽约华埠迁到皇后区的法拉盛，左倾份子还是如影随形跟来闹事，就连李厚维本人也接到过不少恐吓性的电话。
某次，有左倾恐怖份子在电话中警告并恐吓当时世界日报总经理李厚维，说是在“世界日报”法拉盛社址内装置了定时炸弹，吓得李厚维悄悄通知了社长马克任一同离开世界日报到外面避难，两个小时后打电话回报社发现没有意外发生，这才返回报社工作。
“世界日报”之所以被中共及其海外爪牙痛恨，是因为他们离开台湾后继续拥护中华民国，坚持反共立场。报纸上面标明中华民国年号，对中共及其爪牙在纽约华人社区的活动全不理会，目中全无“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已不仅是“反共、反华、反人民”，甚至是国外敌对势力，必欲铲除而后快。于是，供中共驱策的一群来自台湾的达官贵人的下一代，以保钓英雄姿态乘机为共作伥。他们长期打电话到世界日报叫骂、骚扰，在社交场合碰见则叫骂恐吓不止，此刻为中共从事“反独促统”的某左派份子，就曾经是亲共阵营的头号打手，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驱赶“世界日报”的采访记者，借此向中共方面表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
上述共产灾难，世界日报尝了将近十年，直到毛死江囚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才放缓。没有想到，这样一份“历尽劫波”的报纸，此刻竟开始为共张目，变成中共若即若离的同路人。他们自称那是为了迎合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定居的“新移民”，因为新移民把中共政权当作中国，谁反对中共就是反华、是汉奸、是卖国贼。“世界日报”既不反华。又不想做汉奸，更不想卖国，因此只好转变成亲共，为共扬声，为共辩护，甚至为他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于是党心大快！民心大快！
最近一家网站的文章说：“这份昔日爱国反共报纸，民主自由的火炬，已经被中共渗透改造，成为半遮半掩的中共喉舌。”
一点也不错，中共对付“世界日报”采取“打入拉出”的渗透方法，也采取收买利诱的统战策略。尤其是中共经济发展改变了一穷二白形象后，收买利诱的统战策略召开得更为顺利。
对中共来说，每年花千万美元在海外办报纸、开电视台，其宣传作用并不显著。现在，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诱使那些在“世界日报”工作的败类为他们效劳，既经济又便捷，在上下交征利的情况下，中共的统战工作展开得十分积极，“世界日报”也就从此随着他们的指挥棒起舞。
举例来说，曾经从北京来纽约在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副团长的中共外交闻人沈国放，就与“世界日报”的社长李厚维关系密切，两人私下往来频繁。某次李厚维亡妻王友兰去世，在纽约法拉盛的全福殡仪馆出殡，各界人士前往致祭者不少，名流云集，两岸官员齐至，因为王友兰是联合报系的大老板王惕吾之次女。
在整个公祭过程中，沈国放随侍在侧，到了来宾致词，他是唯一上台致悼词的人。殡仪馆介绍沈国放官衔时，使人以为去世的人是左派阵营中的头面人物，也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诚拥护者。
多年前，我去北京旅行，在一家日本餐馆与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先生餐叙。他问我：你在“世界日报”做事，知不知道“世界日报”已经左倾亲共？我告诉他，“世界日报”并未投共，也不左倾。他说，怎么不左，从前这份报纸的文字是直排的，用右手向右翻看，现在用左手向左翻看；从前报眉上的年号以中华民国作纪元，现在已改西元，剩下第一页有中华民国的纪元，但在西元之后。
潘文是一个会说流利中国话的美国人，他讨了一个北京女子为妻，但其政治立场明显地反对中共，对政治动作十分敏感。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世界日报已被共产党收买了！”
我当然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世界日报”的根还是在台湾，而台湾虽被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所统治，但至今不得不标榜中华民国，不得不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而当李登辉说中华民国不存在之时，“世界日报”还以社论申辩并驳斥李登辉“去中华民国化”的谬论。
大约十年前，世界日报有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孟姓男子，由于来自台湾，立场反共。某次随我参加一个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安排的记者宴会，他在宴会上滔滔不绝地描述台北政坛内幕，谈到台湾当局的反共立场，一口一个“共匪”，并强调“汉贼不两立”的必要性，弄得在场的共干十分尴尬。之后几年，他借着宴会上建立的关系与共干攀交，结果建立了相当密切的交情。某次中共侨办为了笼络华文报纸记者，邀请他们去大陆免费游览丝绸之路。全程一个月，一切免费，由“党和人民”承担。另外还发一笔为数不菲的零用金。孟某接受邀请上路，一个月后回来，就转变成中共的热烈支持者，“共匪”变成了同路人，专替中共喉舌新华社传话，对“世界日报”偶然出现不利中共形象的报导表示反感，告诫编辑应该改正。他在报上发表的文字，跟着中共所指的方向一路骂去；对美国“干涉内政”不满，其用字之尖锐毫不逊色于中共在美国的喉舌。
除了或明或暗拉拢“世界日报”内的人之外，还派曾在中共喉舌做事的“忠诚党员”考入“世界日报”担任采访工作，在华人社区游走，对左派侨团吹捧，所拍照片必突出五星旗，避开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故意歪曲新闻对象的谈话，使他们一个个表态热爱“共产祖国”。
一名唐姓的世界日报记者，就曾经编造谣言，把一个立场反共的同事姓名，经常放在送往迎来的左倾人士及中共官员的名单，使社区认识此人的华人以为此人已经改变，亲友之间议论纷纷，迫使此人在报上公开刊登启事澄清才了结。
前面提到一个在香港主持一份杂志的邱姓男子，早年曾经到“世界日报”门前示威，在左报上攻击“世界日报”是国民党在纽约的特务机关；又在地铁站口发传单，要华人读者停阅“世界日报”。这样一个积极亲共的左倾份子，现在居然攀附世界日报一个驻香港的小编辑，想方设法挤入世界日报的副刊写一个穷极无聊专栏，不但赚“世界日报”稿费，还转弯抹角为中共扬声，并以中立的姿态为台湾的亲共份子捧场，并赞扬他们“爱国”的诚意。
上述种种小故事，都是“世界日报”转变当年迹象，也许因为立场转变引起绝大多数不喜欢中共政权的华人读者反感，纷纷放弃看“世界日报”，导致来自香港的星岛日报的销路上升，广告锐增。再下去，世界日报花了三十年拚搏得来的一点成果，就会丢失在这些人的手上。等到中共“解放”了台湾或美国，他们就会尝到大陆上中国人所受到的“共产”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