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在中国宣传部门收紧舆论后，近日在河北唐山、福建的宁德地区福安市、河北的秦皇岛市反而出现农民集体联署要求罢免地方官员的风潮。有评论指出，中国收紧媒体监督地方问题的政策，反而导致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失灵，有关事件已经让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亲信，一心要整顿传媒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遭到巨大压力。
据亚洲时报记者田镜22日报导，近日媒体焦点都放在安徽阜阳的毒奶事件。可是，对于发生在河北，福建福安和河北的秦皇岛的农民维权运动，中国媒体却只能选择沉默。
就在河北唐山一万多农民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事件余波未尽，在福建的宁德地区福安市、河北的秦皇岛市又传来了农民大规模举行公民连署，要求罢免当地党政首脑人大代表资格和行政职务的罢免风潮。
在唐山市各级官员沉浸在新年长假中，1月27日（年初六），该市所属4县2区：滦南县、迁安县、玉田县、丰南区、丰润区、乐亭县的2.3万移民的30位代表，自发聚首学习宪法，讨论依法维权，决定收集广大移民自愿签名罢免张和的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通过了一《动议书（草案）》。
他们半个月收集到自愿签名11283个签名。二月底，代表到达北京，打算把签名交人大常委之际，唐山公安在北京大举搜捕10位代表张友仁、李铁、张豹、侯春华、侯青林、耿国宪、张金泉、柴广、乔占科、陈国清；他们分别受到关押问话等对待，协助农民维权的著名法律学者俞梅荪则表示遭受来自唐山市的公、检、法公职人员的监视和骚扰。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进行多年的上访无效和多次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拒绝立案后，2004年春节前后，福建福安的农民代表、河北秦皇岛的移民代表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罢免那些尸位素餐、迫害百姓，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贪官们。为此，广大农民代表挨家挨户，翻山越岭，到农民家请年满18周岁的、有选举权的公民进行连署，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各地农民已经汇集了一万多公民的连署。
在2004年3月全国人大召开会议期间，福建省宁德市和福安市公安局派遣大批警察到福安各镇正在筹备罢免活动的村庄，强行收缴农民的公民连署书和罢免动议书，农民们纷纷把它们藏起来，但还是很多公民连署书被福安警察搜走焚毁。福安的罢免活动组织者缪绍和、叶锐武多次被警察抓到派出所拷打、审问，追查罢免事件的幕后黑手。缪绍和还被当地警察以所谓的赌博罪抓到监狱非法关了10天。当地政府派警察把各村组织罢免的领导人24小时看管起来，不让他们活动。
与此同时，在河北的秦皇岛，一万多满族移民也学唐山移民，他们的头领董达在接受完《纽约时报》的采访后，被秦皇岛到北京的警察把他抓回家，24小时看管起来，不让他出去带领农民送罢免动议书。秦皇岛市的警察把参与组织罢免活动的农民领袖全部监禁起来，把他们的电话全部掐断，不让农民举行罢免活动。
有评论指出，2004年也许将成为中国农民的“罢免年”，这是中国农民维权史上的重大一笔，也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
要追寻这些问题的根源，有的宣传官员还以为农民是受到较早时的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鼓动所致。现在这本书已经被禁止售卖了，但结果却依然是往官方不愿见的方向发展。愈是禁止讨论，抗争维权风潮愈多。
有中国记者指出，归根究底，上述的农冤情，都发生超过十年或以上，可惜媒体一直无法畅所却言，以致农民冤情一直无法上达；如果中国一早有实质的舆论监督，这些问题受公众和领导关注；这些官员就不会为所欲为，令这些事件爆发成一连串的罢免风潮。所以，说到底，就是媒体的作用不彰，社会安全阀失灵，才会出现如今局面。
有中国传媒人士指出，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虽然口口声声要支持“增强舆论监督”，其实质却是藉“大局”和“政治”的前提，阻止媒体发挥其应有功能。
尤有甚者，不少中国传媒人都担心，即使报道非政治性的社会问题；也会遭到领导清算；近日原《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原《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更以“贪污罪”被拘捕。由于《南方都市报》曾率先报道非典和孙志刚被广州公安收容期间殴打致死案，有人质疑程是否因为开罪广东领导被“报复”。巧合的是，李长春也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李长春下令收紧舆论控制之前，他本人就被媒体翻了旧账。去年底由中国传媒广泛报道的贪官外逃自杀数据，数字显示，广东和河南问题最突出。有趣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两个地方都曾出任一把手。《世界经理人》杂志去年曾公布一份“中国部分省市官员外逃、失踪、自杀统计”。在其中广东失踪官员790，外逃1240，自杀74；河南失踪512，外逃854，自杀145。这个统计曾被中国多家媒体引述，三月时在中国互联网广泛流传。之后，中国就下令封杀一切敏感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