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军头江泽民的出席显得格外醒目，再次凸现了畸形的体制现实：如果说，中国现行制度的核心是党权至上的正规体制的话，那么在党权高层的核心就是军权至上的非正规体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夺权，在夺权之后就是「枪杆子听政」的暴力维权。毛泽东时代，每到党内权争的关键时刻，老毛必要发出「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威胁；邓小平时代，老邓一直玩著「垂枪听政」的权力平衡，无论是六四还是南巡，邓的一言九鼎的权力都来自他对军权的掌控；老邓死后，江泽民从党政军三权独揽到留任军头，玩的仍然是枪杆子至上的老把戏。

一类是最高层权争对新主的威胁，主要来自「军权」对「党权」的制肘。虽然十六大的权力换届，乃中共执政史上的首次和平交接，但江泽民模仿邓小平的「垂枪听政」，仍然使胡温无法完全独立执政。胡温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在缺乏党内高层资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争取民意支持来达到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所以，胡温在避开与江泽民势力的正面交锋、继续高举「三个代表」旗帜的同时，也必然对「三个代表」进行「为我所有」的改造，以「执政为民」的「新三民主义」架空「三个代表」，用「以人文本」的平衡发展观代替「经济第一」的跛足发展观，以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代替优惠精英和先富政策，从而塑造出自己的「亲民路线」这一政治品牌。胡温上台以来，正是借助于SARS和孙志刚案所提供的契机来展示其不同于江泽民的为政作风；通过加大反腐力度、缩小贫富差异、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调整，巧妙的凸现不同于「江朱时代」的执政方针。其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各界精英和大众的民意支持。

另一类是独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对政权稳定的威胁，既来自世界大势所凸现的历史潮流的外来压力，更来自国内各类深层矛盾积累所导致的内在压力。为了缓解合法性危机和怨声载道的民意，现政权只能基于「载舟覆舟」的统治术，一方面不断调整意识形态说辞（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和发展战略（由「效率优先」、「一部人先富起来」到「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关注民怨最大的腐败泛滥和两极分化等事关社会公正的大问题，通过口号变化和政策调整来平息民怨。也就是通过权宜性地「执政为民」来达到维持政权稳定的政治目的。于是，「民意」会在经过严格的筛选之后，有限地转化为官方意志及其决策。

在此亲民路线下，胡温体制似乎更在乎民心向背，对民间诉求的回应更具弹性，甚至时而会表现出有限容忍和正面回应的姿态。然而，无论怎样亲民，胡温的执政底线决不会改变，即在确保独裁党的恩人地位的前提下，以俯身倾顾的亲民策略来巩固其垄断的恩人地位。对于胡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言，就是尽量利用体制资源来争取民意支持，把自己塑造成比前任更开明更亲民的救主。

至于如何变「党权至上」为「人权至上」，并不在胡温的政治视野之内，而在民间力量的不断扩张之中。

2004年3月5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