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气节与信念的民族。历代有识有为之士，都自觉地从先辈的高尚气节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如此。司马迁身陷囹圄撰写《报任安书》，文天祥面对死亡吟咏《正气歌》，深情缅怀和虔诚礼赞“时穷节乃见”的前贤，便是明证。翻开史册，“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的民族精英比比皆是。从特定意义上说，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效法先贤养天地之正气，成人类之高节。　　

气节的源泉：“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箴言出自《论语·里仁》，它揭示了一个跨越时空而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信念是气节的源泉。任何时代、任何群体的成员，只要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有了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就能为捍卫真理和正义而抛头洒血，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坎坷而不馁；就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历朝历代之所以不断造就许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铸就大义凛然的气节的精英贤哲，最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执著地追求自己认定的人生信念。即使奋斗终生，朝闻夕死，他们不仅无怨无悔，而且还特别看重由此凸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这里略举几例，以斑窥豹。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出现过一个秉笔直书、以身殉道的史官群体，尤以齐国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最为典型。齐国太史虽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三人为秉笔直书而前仆后继的正气，最后终于放下屠刀。晋国太史董狐也因不畏权贵，“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而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由此而后，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就为中国历代史家所效仿，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铁则。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历代史家要做到这一点，胸中没有一股浩然正气，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张仪笃信“连横”之策，为此周游列国，百折不挠。“舌在否”的故事最能体现他为实施“连横”战略而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坚毅气节。一次，他在南下楚国与丞相谈论强国之道、游说连横之策时，被丞相门客诬为盗璧之贼，不仅身受鞭笞之辱、驱逐之窘，而且在带着伤痛回到家里时又为其妻所讪笑，但张仪并不后悔，且为后人留下一段极为幽默的精彩对白。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仪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张仪列传》）

　　唐初高僧玄奘，在云游海内名寺访师问学的过程中，发现佛门各派对经典理解多有歧义，遂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决心“舍身求法”（鲁迅语），前往佛教发源地广求梵文原本佛经。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戈壁荒滩，翻冰峰雪原，抵达印度。在印度逗留期间，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四出拜师苦学梵文，搜集不同版本经典，参加各派佛学辩论，喜得657部佛经及大批佛像，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组成阵容庞大的译场，主持翻译佛经。他十九年如一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直到圆寂，共翻译佛经74部，1335卷，平均每年翻译170多卷，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虔诚信仰的取经、译经和讲经事业。

　　从以上所举的几个事例不难看出，不管是秉笔直书的史官，还是游说方国的策士，不管是主张神灭论的范缜，还是把一生都献给弘扬佛法的玄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以忠贞坚毅的气节和信念作为人生的重要支点，而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又都以自己对人生与社会、对国家与民族的坚定信念为基础。反之，一个人只要始终胸怀正确的信念，心存天地之正气，不管做什么，都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　　

气节的拓展：“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源于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句成语，经后人点化，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表述是对气节内涵的延伸和拓展。它说明，对一个人而言，受信念支配的气节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体现在人生追求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叱咤风云时的轰轰烈烈，还是埋头苦干中的默默无闻，须臾也离不开气节的引导。一个人投身的事业尽管有大有小，但只要志存高远，锲而不舍，就能以己之所为报效国家，造福民众。即使不求闻达，气节也会蕴含其中，发挥“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作用。在此也举几例，以为佐证。

　　秦末的陈胜、吴广均为饥寒交迫的“瓮牖绳枢之子”，虽常年与人佣耕，但又胸怀“鸿鹄之志”，无时不在渴望着一个有意义的“富贵”人生。即使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怅然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事情的发展倒恰好证明，因为陈胜胸怀“鸿鹄之志”，后来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动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伐无道，诛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发起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全面进攻。虽然他们在举义后不久相继牺牲，但他们表现出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的气节却永垂青史。

　　诸葛亮是在汉末群雄角逐的乱世走上政坛的。当时，他身在隆中“躬耕垄亩”，却心系天下风云，立志像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那样，把自己的文韬武略献给统一天下的大业。正是因为他有“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才会为汉室后裔刘备筹画“当世之事”，和盘托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机谋取中原的《隆中对》，并在后来与刘备和衷共济，按照《隆中对》的总战略联吴抗魏，夺取荆益，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诸葛亮后来数次北伐虽然都无功而返，最后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让后人无限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他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为后世士林塑造了一个千古忠臣的榜样，其人格魅力、其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