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下民运刊物《钟声》和《民主中国》 创办人孙立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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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因为义愤当局在六四学运中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开枪进行血腥屠杀，孙立勇创办地下民运刊物《钟声》和《民主中国》，而被中国当局关押了7年之久。据孙立勇本人透露此次出走得到袁红兵及其助手赵静的协助，袁红兵是当代中国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今年七月他趁来澳考察之际成功出逃，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其申请目前正在审理之中。
孙立勇生于一九六一年六月，现年四十四岁，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二期的北京公安学校毕业生。他在上高中时就常常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深受民主思想的薰陶。具有山东人特有的豪爽、耿直的个性，爱打抱不平的侠气。中国爆发86学潮时，孙立勇是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预审员，因同情学生，得罪了当时的领导，之后就离开工作8年的公安系统，后任职北辰实业集团的保卫科干部。89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时，他每天去天安门观望、思考，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员警都是他的同学，还有很多秘密员警，因此他没公开自己的意图。6月3日的晚上，他抱著自己2岁多的女儿去了天安门，亲眼目睹了枪林弹雨的血腥场面，当场倒下的无辜学生、市民，并看到无数的石头扔向已经开来的坦克车，那一刻他想帮但帮不了......痛楚的回忆使这位铁铮铮的热血男儿掉泪了，哽咽著说不下去。
6月4日他去了好几个地方，拍摄了许多屠杀中的死者照片，其中一处就有57具尸体，他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死后手里还紧抱著一根棍子，只可惜哪些珍贵的相片在他以后被捕时，全部被没收了。
他说六四的枪声彻底震醒了他，尽管当初整个民族都沉浸在最黑暗的时候，人们已经不敢再说任何话了，因为那时戒严部队、坦克进驻北京城，随时随地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但他出于义愤坚决地站了出来，于是寻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尚子文、李爱民等六人一同筹划，凑出每人微薄薪金在1990年三月份，凭著一腔爱国的热情创办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中国》，他任主编，目的是为六四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平反六四；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独裁、还政于民、要求言论自由；抚恤六四死难者亲属，罢免李鹏、杨尚昆等，成立特别法庭，将他们绳之以法。为此他还戒了烟，省下钱来添置印刷设备、纸张，邮票、信封之类。一期之后，有人退出了《民主中国》的编辑工作，由于他当过8年的公安人员，具有充分的反侦探能力，于是他们把刊物的名字改成《钟声》，画家金橙是《钟声》的美术编辑。同时还印刷了大量的各种传单到处散发。他和金橙当年还有一个约定： “六四不平反，永远不进天安门广场。”这些都在他的《走过冰山》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据说当时刊物、传单振奋了黑暗中北京市民；也吓坏了当局。被北京公安局列为1号大案，一直未能破获，在《钟声》创办二期之后，在1991年五月份开始几个办刊人先后被捕，冠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孙立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尚子文被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李爱民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金橙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时由于他的被捕，也牵连了原先分局里的一些好友，其中30多个警察遭受了各种迫害、隔离审查。
 孙立勇示意手脚同铐一起一种残忍的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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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还曾为孙立勇等人在狱中所受的虐待撰文进行揭露。1996年的大赦国际的关于酷刑报告里也提及了他在狱中的遭遇：“自１９８９年以来，继续不断有政治犯遭受酷刑的报道。这许多案件中有孙立勇～以前的一位干部～以及另外４个人的案件，他们因出版和传播一份批评政府的杂志而于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北京被拘捕。据说他们在秦城监狱被囚禁不得和外界接触的１８个月里一再遭到殴打”。
1997年11月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报导了：“孙立勇的家人日前写信给中国司法部长萧扬，要求将患有肺结核等病的孙立勇保外就医。”但是中国当局一直未同意，直到1998年的4月份孙立勇才带著满身的疾病刑满释放，
他出狱之后，依然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中，特别是每到中国的所谓“敏感期”，员警都要上门“关照”他，若有外国首脑到北京访问，那就要24小时监视，或者不让出门。这在中国异议人士的圈子里是很普遍的现象。今年的六四，员警上门让他限时限刻必须去公安局报到，他不去，员警就马上威胁他要把他的生路给断了，也就是关掉他出狱后自己筹资开的一个小书店。公安局警车有时还堵在门口鸣笛大叫影响他的生意。他认为在中国做过牢的民运人士出狱后生活非常之艰难。所以他想在自由的世界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埋葬专制制度。
据孙立勇说，他这次带出狱中偷偷所写的书《走过冰山》──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该书近30万字，记录了他自己7年来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共监狱的情况，他及其狱中难友所经受的残酷迫害，他要把这一切真相公诸于世，让人们能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贯标榜自己是讲人权、讲法制的中共是如何管理监狱的，法制又在那里？这本书在国内是不可能出版的，如果秘密出版的话，至少被判25 年。
他打算在海外安定下来之后，研究东西方的监狱学，由于他的学业、工作及七年牢狱生涯，他相当熟悉中国的监狱系统、司法制度包括中共秘密员警的操作，因此他在西方社会通过对监狱学的研究，借以改善中国的司法文明、改进中国的监狱系统。
据说九四年孙立勇还在狱中写了一份长达七万字的《致江泽民书》，要求平反“六四”，释放因六四而判刑的政治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专门委员会调查六四镇压真相。
针对中国政府所监控的这些异议人士，为何他还能拿到护照出国旅游，孙立勇的一位朋友认为，中国政府其实并不希望他们这批人（相对比较有名的异议人士）留在中国，继续搞民运反对独裁专政，所以护照还是有希望拿的。象魏经生、王丹、刘念春等等都出国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流放”。另外从去年8月，中国加速、简化了办理护照的手续，不需要拿身份证到当地的公安派出所盖章，直接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护照，这样也少了一道关卡，也比较容易办理。所以六四这批异议人士，大多出了国，但是他们回去就相当困难，甚至是奔丧都要签一大堆的保证书，有些异议人士是为了不向中共低头，宁愿不回中国，他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
孙立勇向记者表示尽管自己承受了人生中很多令人难以想像的痛苦，但他并不后悔自己为追求民主的理念、反对独裁暴政、疾呼六四早日平反所选择的这条荆刺之路，并将继续为之努力。
孙立勇呼吁大纪元和其他新闻媒体、国际社会关注六四之后的另外一本刊物《铁流》的主编陈宴彬、编辑张亚菲，他们被分别判了十五年和十一年。陈宴彬至今还在狱中遭受迫害，被狱警脚踩头电脑袋、电脖子，手段极其残忍。陈宴彬在前年因承受不住这样的折磨还曾吃勺羹自杀，他父亲还是中共的少将，但从不去看望他，他处境相当的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