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与金家政权关系逐渐恶化。
到江泽民时代，“鲜血凝成的友谊”再掀狂飙。
金家政权的耍无赖，国际社会已经见怪不怪。就在六方会谈的余音犹在之时，无赖强调再次响起：中国副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高调肯定本次会谈的成果，而朝鲜人却在上飞机前发表否定会谈的宣示，称“会谈毫无意义”，并向世界发出核讹诈。让作为东道主的中共政权极为难堪，只能强化中共高层内部对金正日的厌恶。最近，中共关于中朝关系的一份内参指出：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如果金家政权在发展核武器上一意孤行，中国最终将牺牲朝鲜（见香港《成报》8月30日报道《中国不再抗美援朝 关系变化北京文件露玄机》）。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朝关系已经每况愈下。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韩建交被金家政权视为“背叛”，曾一度使中朝关系陷于冰点，以至于，1993年北京角逐奥运主办权时，被拯救者朝鲜为了报复其恩人中国，而投下了“压倒骆驼的稻草”的一票，致使北京申奥失败。西方的自由国家无法起到的制裁中共政权的作用，却由另一个极权国家做到了，让中共政权有苦说不出。
北京出于政治考虑，在国内宣传上，把申奥失败的责任全推倒西方国家身上，以便淡化朝鲜背后下绊子的政治影响，但是，中国百姓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事实真相，93申奥失败是中国民间思潮的转折点，由八十年代的亲西方转向反西方，民族主义情绪由此滥觞。但是，在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同时，也使中朝友谊在中国人心中的大幅度贬值。
因为，朝鲜的下作行为，唤醒了国人对社会主义阵营相互争斗的痛苦记忆──中苏决裂和中越反目，特别是对中越关系的痛苦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曾经帮助北越政权打败美国的中国和前苏联，在北越政权心中的地位却截然相反，前苏联仍然是背后撑腰的老大哥，而中国却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邓小平决定对越宣战时，却要寻求资本主义美国的支持。我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的中越边境之战，在我这代正在读大学的年轻人心中激起的波澜。朝鲜的下作行为，因为，西方杯葛中国，毕竟还有制度对立和六四大屠杀的理由，而且是公开进行的杯葛；而朝鲜背后下手，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理由，只能解释为极端无赖行为。这样的中朝关系，似乎也到了反目成仇的边缘。
换言之，昔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兄弟国家，几乎全部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西方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却变成了可以交往的经贸伙伴。这不能不令中国人重新思索国际关系中的敌与友。这件事，是国人改变对朝鲜的态度的开端，也促使学术界对中朝历史的重新检讨，相信也会令中共官方重新考虑中朝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赴朝旅游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大陆媒体上披露朝鲜现实和还原中朝关系真相的文章也逐渐增加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朝鲜的看法。当年支持“抗美援朝”的万众一心，已经被金家政权的忘恩负义所代替；当年对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美好记忆，已经被大量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所代替；对矗立在平壤市中心的千里马形象，已经被大饥荒中的饿孚遍野所代替；朝鲜人现在所经历的地狱般的生活，甚至比中国的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更为令人恐怖。
我读过十几篇的中国游客的旅朝观感，无一篇褒扬，哪怕是稍有好感的文字都没见过。最突出的印象是朝鲜的贫困、封闭、愚昧之骇人听闻，而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是绝对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朝鲜之生活贫困，可谓是赤地千里，比之大跃进时代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饥民们为挖野菜而争夺，为活下去而人相食、而千方百计地逃出故乡。中国，这个一向以输出非法难民著称的国家，却成为朝鲜难民的避难所。朝鲜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仅仅是为了不被饿死。“瘦小呆板”，几乎成为中国游客对朝鲜人印象的标志性描述。
在动辄上百万人的盛大游行集会中，在炫耀武力的阅兵式上，金家政权的滥权、自私、腐败、残酷与朝鲜人的畏缩、封闭、愚昧、狂热相结合，形成了当今世界罕见的极权政治景观和深重的人权灾难，对金家父子的个人崇拜，远甚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时代；非自然死亡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10％，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的最极端时期；就连充当导游的朝鲜人都负有秘密警察的责任：随时监视游客和每天向组织汇报。
朝鲜人之饥寒交迫，连充饥的野菜都是稀有食品；朝鲜之政治黑暗，可谓连梦都不敢做错。
2003年9月2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