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說，女人在周恩來的政治生活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周恩來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統戰的天才，其實是一套學問。
從「叫父親太沉重」談起
我首先爲寫「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小姐感到不平。我認爲艾蓓的書，基本背景是事實，問題是，她沒有勇氣用第一人稱，忠實地寫出，而是故弄玄虛，用迂迴曲折的小說筆法來表達，以至很多人懷疑她的真實性。
早年北京的高層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羅青長的女兒，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羅青長，卻像周恩來。羅青長是長期擔任周恩來的保衛工作的，他與周恩來的關係和汪東興與毛澤東的關係差不多。周恩來臨終時，把羅青長叫到身邊，連說了四個「託」字，「託」什麼呢？他沒有來得及說，我想託黨和國家大事，羅青長還不夠條件，周恩來的家事有鄧穎超，也不用「託」給羅青長。我的理解是，周恩來「託」羅青長的事是照顧艾蓓，用句香港人的口頭語，羅青長是爲周恩來「食死貓」的。
第一位女人張若名
根據現有資料，法國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過兩本書，一本是「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另一本是「張若名研究論文輯錄」，出版的「導言」中說：「張若名（1902－1958）是中國第一位留學法國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女學生」是20世紀「二十年代改造中國的理想主義者」。
五四運動前後，周恩來、張若名、鄧穎超有過三角戀愛關係。周恩來與張若名相戀於先，然後鄧穎超橫刀奪愛。中共早期資料中，談到當年那個風雲的時代，周恩來與張若名出雙入對的柔情蜜意故事，張若名也長得比鄧穎超美麗，當時被稱爲才女，他們手牽手參加過對北洋軍閥的鬥爭，1920 年 1 月同時被捕，11 月雙雙到法國同居。
當週恩來和張若名熱戀時，鄧穎超不斷給周寫信。當時國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鄧穎超在國民黨中很活躍。她到廣州後，與國民黨的上層多有交往，與鮑羅庭夫婦關係密切。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始終是蔣介石的部下，而鄧穎超已經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了。當年周恩來在巴黎決定放棄張若名而接受「小超」（周對鄧的匿稱），主要基於政治上的考慮；這和當年蔣介石放棄陳潔如而接受宋美齡是很相似的。中共反右以前，周恩來曾到昆明祕密探訪過張若名，1958年張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殺。
王一知，張文秋
中國共產黨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經是周恩來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時東京小組施存統（復亮）的夫人，後來與張太雷同居，張死於廣州暴動，王一知長期受周恩來的特別照顧，當年張國盡夫人楊子烈親自見到鄧穎超打過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過侮辱。
周恩來在上海時，還有一位神祕女友叫張文秋，又名張一萍，她是專職性「住家主婦」的女同志，像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當年在上海的住家絕不止一處，張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個住家主婦，後來張文秋被共產國際情報組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看中，周恩來派張文秋做了佐爾格的妻子，佐爾格又把張文秋讓給另一個德籍助手（中文名吳照高）做臨時夫人。佐爾格就是當年轟動中外的上海神祕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時代，周恩來、鄧穎超把張文秋介紹給毛澤東。張文秋很得到毛的喜愛，她又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毛澤東的兩個兒子，他們既是親家，又是周恩來、張文秋、毛澤東三人之間的紐帶，主要串連者是鄧穎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胡繡楓姊妹
抗戰時，我在重慶認識一位社交名人胡繡楓女士，她是重慶社會局局長李劍華的夫人，夫妻倆都是國民黨身分的中共地下黨員，1939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潘漢年爭取大漢奸李士羣的合作，李提出一條件，要求他的舊情人胡繡楓回到身邊。周恩來認爲胡繡楓是自己身邊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爲難，於是胡繡楓建議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關露，是三十年代初著名的詩人、作曲家和編劇家，也曾在上海爲周恩來傳遞情報，胡繡楓給李士羣一封信，請李給姐姐關露一份工作，李士羣一見，覺得關露和妹妹一樣漂亮，就留在身邊，關露從此就以李士羣的情人身分做了漢奸，實際上爲中共祕密工作。
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
江青與周恩來的關係也是個謎，毛澤東、江青的結婚，現在中共的說法是周恩來介紹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負責人王世英、楊帆等當時向黨中央提出資料說，江青私生活糜爛，同志們稱她爲「公共汽車」。中央大多數同志也反對毛江結婚，但是周恩來說，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最後通過毛江結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內不可以擔任政治職務。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提出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爲中央主席祕書時，周恩來提議加上江青，後來中共中央有過文件，這是江青從毛夫人到合法參政的開始，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江青互相吹捧。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來安置在毛澤東身邊的西施或貂蟬。至少說明了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是不尋常的。
孫維世，黃慕蘭
周恩來和孫維世，超過養父和養女之間的關係，明知其事，嚴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處理的是鄧穎超，早在 1937年，周恩來把孫維世從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帶回家中時，那種喜悅，鄧穎超早已看出周恩來內心藏着一個祕密。
1951 年，鄧穎超主持孫維世和金山結婚，其後，孫維世向鄧穎超訴苦說，金山婚後本性難移，亂搞男女關係，孫維世感到非常痛苦，鄧穎超回信說，在上海十里洋場混久了的男人，總是免不了有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爲黨做了大量工作，作爲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這段話有相當的暗示性和針對性，周恩來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沒有多大的區別。
和金山同居過的另一個電影明星王瑩，也是和周恩來私人接觸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還有一個和周恩來單線聯繫的女人，是黃慕蘭，她當時以交際花的身份活躍社交場所，由於她豔壓羣芳，裙下有律師，法租界的包打聽（暗探）、翻譯官等，她在周恩來身邊，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報。周恩來守口如瓶
周恩來身邊到底有過多少女人，永遠沒有人知道，周恩來時時強調保密的重要，在一次會議中說：「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後，不要一時高興就說出來」，「我老婆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對她就是不說」。
鄧穎超也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說，他們結婚後，聚少離多，他到那兒去，「去幹啥、呆多久、什麼從沒有講」。周恩來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們之間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報」）
周恩來去了哪兒，當時的白區活動，一種是中共的「住機關」，這種住機關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婦，一種是單身女性，專門接待高級領導人的，另一種是妓院，因爲妓院可以閉門「密談」，環境也容易控制。向忠發的小老婆，就是周恩來替他從妓院中選的。周恩來這些行爲，當然可以解釋他是爲了黨的需要，爲了工作的需要，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尚且「守口如瓶」，我們做研究工作的，故事祗能講到這裏。
摘自(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