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鳳凰衛視3月13日引用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兩會的報道，江澤民主席3月12日在參加湖北省代表團的討論時向在座的湖北代表們發表了7分鐘的講話以後，專門騰出時間介紹了他在湖北武漢工作時的一些往事"花絮"。他說："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當時正值文革，造反派問我最怕什幺，我說最怕毛主席。就爲了這句話，我被批鬥了三天，在高溫下暈了過去，被人們用'十滴水'搶救了過來。""我這輩子就在武漢暈過這一次。文革時我是贊成百萬雄師的觀點的，造反派把我的檔案查了個底朝天。也好，證明了我歷史清白。也許正是這樣，我才當上了總書記。我認爲年輕人應該了解文革這段歷史。"然後他又回憶了一些在東湖游泳、喜歡吃武漢豆皮、素面和喝黃鶴樓的白酒等小"花絮"［注1］。
江澤民在十六大上以一個普通黨員身份繼任了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此時仍還兼任人大第九屆國家主席和國家的中央軍委主席。他通過對湖北人大代表們輕鬆閒談的方式，專門介紹自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鬥三天而暈倒搶救的經歷和自己的檔案已被造反派"查了個底朝天"的情況，本人認爲他這是爲了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說明自己的歷史是絕對清白的，要人們對他放心。
江主席的這段對於自己歷史清白的自我介紹，使人們有幸得知和了解他在當普通人時的一些歷史經歷，因此很感新鮮與好奇，同時卻也使人不免要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一、在文革時人人都聲稱自己熱愛毛主席，江主席說他當時是贊成"百萬雄師"的觀點的，而以百萬產業工人爲主體的武漢"百萬雄師"是以最最熱愛毛主席、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爲着稱的革命羣衆組織，因此贊成"百萬雄師"觀點的江澤民也應該愛毛擁毛，而不會像那些自己有什幺問題怕被揪鬥清算的人那樣害怕毛主席。可是在造反派問他最怕什幺時他卻說最怕毛主席，這就奇怪了，他爲什幺會害怕毛主席呢？據一位網友介紹說，當江在湖北代表團大談自己這段經歷時，隨同的幾位高級官員很是不安和緊張，湖北代表們也並沒有把他的這些介紹當作"花絮"來聽，而是在感到新鮮和好奇的同時心裏都在問，江主席爲什幺在這個時候大談自己在武漢文革中被造反派批鬥的往事和強調自己歷史清白呢？散會後吃飯時代表們更是紛紛議論江主席爲什幺會有害怕毛主席的心理？紛紛猜測他是不是因爲自己有什幺重大問題怕被發現追查清算才怕毛主席的？而他表白自己的歷史清白，是不是恰恰表明他的歷史並不清白呢？
二、江主席說自己因爲贊成"百萬雄師"觀點和說了句"最怕毛主席"的話就被造反派批鬥三天，並暈倒而用防中暑的"十滴水"搶救，造反派又把自己的檔案查了個底朝天。但是江主席的這個說法似乎並不符合事實。
1962--1966年江澤民在一機部所屬的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工作（1962--1965年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曾培炎也在該所工作）。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開始之前，江從上海調到北京一機部。當時一機部（汪道涵時任該部副部長，李嵐清爲該部部長祕書，賈慶林是該部團委副書記，後調該部外事局）在武漢籌建重點科研項目熱工研究所，即江所說的鍋爐研究所，剛調到一機部的江澤民被決定派往該單位任所長和黨組織的代理書記。據1990年2月3日《南方日報》一篇介紹江澤民在文革初期靠邊站的文章披露，由於該所是新組建單位，領導幹部和科技人員很多是從全國各地抽調來的，其黨組織的領導也是臨時任命的，大多互不認識和了解，因此這個以科技人員、知識分子爲主體的科研單位不太可能像當地單位那樣形成觀點鮮明對立的兩派矛盾與鬥爭。江的檔案這時也許還在上海或北京一機部，而且當時武漢和全國也還沒有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因此即使該單位有造反派，也不可能因爲江說了一句"最怕毛主席"的話就成立專案組，對處於三不管狀態的江的檔案歷史去作"底朝天"的徹底調查，所以說江主席的這段話有些言過其實了。這些被江稱爲造反派的人現在應該都在，他們最清楚當時有沒有像江所說的那樣鬥他查他的。
三、在江澤民十六大上繼任中央軍委主席和第十屆人大上繼任國家軍委主席以後，報刊媒體在介紹他的簡歷時都說他在1943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學生運動。然而這種說法似乎也存在有一些疑問，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也會影響江主席是否歷史清白。
本人是中國二戰史研究會1980年創建成立時入會的老會員，除歐洲大西洋戰場、蘇德戰場外，亞洲太平洋戰場的中國抗日戰爭也是本人研究的重點課題。但據本人所知，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學校裏，並沒有發生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只有祕密的地下反日抗日鬥爭活動，在國統區才有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抗日的學生運動。因爲在日寇血腥殘暴的殖民武裝佔領之下，任何中國師生要想上街集會遊行、舉行抗議示威、進行罷課罷教等反對日僞、要求抗日的學生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發生這種學生運動，必會遭到日、僞的殘酷鎮壓而格殺勿論的。
江澤民1943年時才17歲。據西安的金安迪先生［注2］從《江澤民傳》［注3］一書中查到江的身世資料得知，此時他高中畢業後進入汪僞南京的中央大學就讀。由於在日佔區，尤其在汪僞的"首都"南京，是不太可能發生由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學生運動的，因此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參加這種不會發生的學生運動。所以說江在1943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這種說法，顯然是不懂當時歷史背景常識的外行話。此時的江澤民最多與南京僞中央大學裏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有接觸和聯繫，或參加了該地下黨領導的地下反日活動，而不是學生運動。但問題是，當時南京日僞中央大學裏是否有中共地下黨組織存在？如果有，江是否參加了該組織領導的反日活動？如果江參加了這種活動，又有誰證明？
四、對於江澤民何時入黨的問題，十六大結束後對他的簡歷介紹是1946年入的黨，這次十屆人大結束後介紹的更是明確具體，是1946年4月入的黨。可是江的這個入黨時間似乎也有些問題。
據《江澤民傳》一書介紹，江澤民的親生父親叫江世俊，在日本佔領江蘇期間是侵華日軍反華宣傳機構的高官，是一個真正的漢奸，江澤民也許正是憑了這層漢奸家庭背景關係進了南京的汪僞中央大學讀書的。1945年9月3日日本戰敗投降，中國失地開始光復，國民黨政府在當月26日頒佈《收復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別辦法》，對日本侵華時的淪陷區公立專科以上的在校學生進行甄審。同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命令，將上海交大、重慶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學三校合併爲一，以上海徐家彙的上交大爲校址。由於南京中央大學和上海交大等6所院校被列爲漢奸僞學校，其在校學生爲僞學生，均要進行甄審，因此江澤民也要被作爲有漢奸嫌疑的僞學生進行審查甄別處理。可是就在這時，正待甄審的江澤民卻突然離校跑掉了。
據一位名叫"西林殘陽"的網友在今年3月11日給我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稱，江澤民當時跑到了江西省永新縣一個名叫棉花坪的小地方，飢寒交迫、流落街頭。當地的一位農民收留了他，並讓他在自己家中躲了半年［注4］。
此時抗戰已經勝利，如果說在南京僞中央大學讀書的江澤民在1943年就參加過中共南京和該校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或者又如果他只是讀書而沒有什幺叛國投敵的漢奸嫌疑問題，他完全可以像其它學生一樣在校待查。可是他卻在國民政府要對他甄審之時突然逃走躲了起來，這是爲什幺呢？如果這次江的離校外逃之舉屬實的話，只可能作這樣的解釋：
（1）因暴露了他與中共地下黨的關係，怕受到國民黨的迫害，由地下黨安排出外躲避。但當時國民黨還沒有回來（國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才重回南京，日本投降後來南京的只是國民黨政府的一些接收大員），而他逃到江西藏匿又毫無外援，因此可以肯定他的這次半年避難並不是由地下黨所安排的，而是害怕對他的僞學生問題進行追查清算的一種自行逃難；
（2）該校並沒有中共地下黨組織，或者即使有，他也並沒有與該地下黨有什幺聯繫，因此在自己遇險時中共地下黨不可能爲他提供保護，他只能自己想辦法避險而逃；
（3）他本人可能在該僞中央大學中參加了如"鐵血團"之類的漢奸組織，有嚴重的漢奸問題，怕國民政府回來調查甄審時發現；
（4）他父親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漢奸，他怕國民政府查他父親而會牽連到他。
因此江澤民感到如果國民政府對他進行甄查，必有大難相降，於是就立即"走爲上"，外逃躲避藏匿。
在江澤民出逃期間，中共上海學委利用廣大學生對甄審的不滿情緒，發動6校學生成立了學生聯合會，並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內（正好是江避難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內）組織6校學生先後7次上街遊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遊行，簡稱11.6遊行），8次請願，多次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與此同時，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僞學校的學生也在當地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和鼓動下相繼行動，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引起社會輿論很大反響。因此，如果江澤民此期間仍在南京，並與中共南京和僞中央大學的地下黨組織有聯繫，，那幺他一定會參加南京和該校地下黨領導的此類反甄審活動的。但從未有過文字材料可以證明江在此期間參加過此類活動。由此也就可以推斷，此時江澤民並不在南京，而是外出了，很可能就是到江西永新棉花坪避難去了。
國民政府見反甄審事態擴大，爲了息事寧人，同時也準備進行反共內戰（上黨戰役在1945年10月國共重慶談判時就已打響），便由教育部出面，在1946年3月收回甄審命令，改爲"一面接收，一面上課"。
江澤民家人見國民政府取消了對僞學生的甄審，知道危險已過，就在當月把江從江西接回，江也就躲過了此劫。江臨走前在那位農民的一本舊醫書上寫下了如果今後他發達了，一定會回來報答這家人之類的話，並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澤民從江西避難回來後，因國民政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