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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聯合報3月12日報導，李瑞環在中共內部會議中，發表長篇告別講話，透露退休緣由；這篇講話正在大陸政界流傳，以下摘錄講話精華：
憶兒時
小時候幹農活 十七歲當木匠
我出生在農村，小時在老家拉過犁，種過地，趕過車，織過布，許多農活都幹過。我大概十四歲開始織布，十七歲時，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給木工班掃刨花，當時有個木工工長王錫田說我很靈巧，讓我學木匠。我就這樣從一個普通的木匠開始，一步步成長爲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
對中央要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響應。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我「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心胸開闊，顧全大局」。我認爲這是對我的鼓勵。對我來講，退下來是一種解脫。地位高高，貢獻小小，責任大大，常感不安。平穩地結束這種如履如臨的生活，過幾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難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表示，保證對新班子支持擁護，絕不干擾；希望有一個安全、安閒的生活環境，以便安度晚年。
我沒讀過幾天書，大家看我的簡歷，沒有專門上學的經歷，不像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哪年中學，哪年大學，哪個國家留學。說我是上了六年小學，實際上由於家境貧寒，要幹很多農活，那六年也是斷斷續續。我從小就喜歡書，到處找書看，母親曾拉著我的手，掉著眼淚說，媽媽知道你喜歡書，喜歡書是好事，可是咱們家那有錢給你買書呀。
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我在中央黨校呆過半年。那時中央黨校剛剛恢復，校舍破爛不堪。時任副校長的胡耀邦跟我比較熟，就經常找我去黨校幹這弄那。我當時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揮部總指揮，顧不過來，耀邦同志就通過中央組織部下令，讓我上黨校學習。我對耀邦同志說，你在中科院挨批時有一個「五子登科」，其中兩個「子」（房子和爐子）與我有關。這次我什麼都給你管，如你再挨批，又得給你捎上。我當時是局級幹部，由中央下令上黨校學習算是特例，因而引起很多猜測，其實這又是一次半工半讀。
我很早就當勞模（勞動模範），勞模簡單說就是幹得多、幹得快、幹得好，吃苦多、吃虧多、奉獻多。我是一個勞模，還是一個突擊隊長，不脫產，還得多幹活，學習的時間只能從比別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擠。我的若干篇講話、文章的提綱，幾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來。我這一生爲學習吃的苦實在太多，我確實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輕輕鬆鬆地讀一點自己想讀的書。
我是一九八九年六月調到中央工作的。老實講，我一直不太願意到上邊來。以前中央曾有兩次要調我進京，我都想方設法地拒絕了。我多次說過，我這個人不適宜在上層工作，喜歡在下邊跑跑，在人羣裏跑跑，願意幹點看得見、摸得著的活。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後，中央通知我到北京來，我對李鵬、楊尚昆同志說，我還是願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強調，動亂之後不準再討價還價，我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後，前三年分工宣傳思想工作，後十年分工統戰政協工作。兩段工作，我都是邊幹邊學。幹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會各界去評論，我只能說盡了心，盡了力，沒有懈怠，沒有大意。
談處人
講話直來直去 致以深深歉意
十三年工作當中，我發表一些講話、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樣，對我的講話、文章，看法也不會完全一致。我這些文章、講話，不管好壞對錯，都留在那裏，留給歷史，表揚也好，批評也罷，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點我感到欣慰，我所有講話、文章，都是從工作出發，都經過認真思考，親自動手的。十年統戰政協工作，我同各方面領導相處是好的，沒有和哪個人特別親，也沒有和哪個人特別的疏。
我是個直率人，講話直來直去，不習慣當面說人的好話，也不喜歡背後說人的壞話，有什麼說什麼，怎麼想怎麼說。這可以說是優點，也可以說是毛病。直來直去，不分場合，特別是對領導幹部，有時候讓人家難以接受，下不了臺。今天我借這個機會鄭重表示，向所有由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語不當而帶來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請求諒解。
相處是緣份，是福份。相處是短暫的，友誼是長存的。希望這段時光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