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澤民的御用工具張藝謀 |
|---|
不再喜歡張藝謀，是因爲他新近拍的所謂巨片《英雄》。《英雄》在我看來，愚蠢無比，從對話到表演、到導演思想、到故事主旨、到故事的敘述方式，都愚蠢拙劣得無以復加。
一度非常喜歡張藝謀，覺得他的電影在共產黨鐵桶一般嚴密的專制之下，能夠委婉曲折的表現個人價值。也就是說，他的電影跟他在其中生產電影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審查制度之間有一種張力，一種緊張關係。
共產黨總是要消滅個人。除了最高領柚可以擁有絕對白由（可以自由爲虐）之外，其他芸芸衆生都應當是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這種野蠻、落伍、非人道、非理性的意識形態，在號稱（並被外界普遍誇讚的）實行「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依然被官方公開宣揚。
愚蠢而赤裸裸的政治宣傳去年十月訪問中國，下飛機住進旅館，打開電視首先看到的一個節日，就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老模範工人如何勤懇爲國工作幾十年，隨着改革開放的進行，她不斷遭解僱（用中國共產黨的話說就是「下崗」，聽上去好像是下班，可以回家喘息休息，而不是斷絕生計的壞事），但是她都沒有抱怨，而是繼續勤勤懇懇，自謀生路，不給黨和國家找麻煩。
當時看到的第二個電視節日，是臺灣遊客到中國大陸旅遊觀光，他們如何跟大陸人唱起歌來，大唱「我們都是一家人」說實話，我對電視向來反感，認爲電視是敗壞腦子的蠢物，我在美國也很少看電視，也反對家人、孩子看電視。但是到了中國，看到這些比美國電視還愚蠢的電視節目，看着這些愚蠢得無以復加，赤裸裸的政治宣傳，我很爲中國人悲哀，爲中國悲哀。
在中國，千百年來，從焚書坑儒到「菜根譚」，百姓有意無意的接受、或被迫接受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雞蛋不能碰石頭，百姓應當服從皇帝或最高領袖，逆來順受是百姓的最高美德，個人是無足輕重、無關緊要的。
共產黨把這種蔑視個人價值的意識形態推到了極端，而且直到現在還在給百姓灌迷魂湯，要百姓不要看重自己的個人價值，自己的福祉，自己的生命，不許老百姓從個人的生命價值、福祉、尊嚴出發對當局提出質疑。
不錯，大陸和臺灣人都是一家人（其實，何止大陸人臺灣人是一家人，全人類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爲甚麼人家提出要分家（兒女跟爹孃分家，跟兄弟姐妹分家，依然是一家人），你就非要用飛機大炮飛彈把人家打個稀巴爛呢？因爲個人的生命，包括臺灣成千上萬的百姓的生命，是無足輕重的，國家統一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共產黨，爲你當牛當馬幾十年。你當年說好，只要跟共產黨走，我就可以終身生活有保障。爲甚麼在我即將進入老年，在我把最好的年華、在我把精力體力最充沛的歲月貢獻給共產黨之後，在我最需要生活保障也理應享受生活保障的時候，你共產黨要拋棄我不管我的死活，非要我在風燭殘年的餘生自謀生路呢？
● 張前期劃電影顛覆共產黨價值
 《大紅燈籠高高掛》劇照 |
|---|
換句話說，張的這些電影所表現的對個人價值的尊重，是跟共產黨抹殺個人價值的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或相對抗的，是對共產黨的價值觀的顛覆，有可貴的顛覆性。作爲消遣的文學，跟作爲消遣的許多體育活動或遊戲一樣，必須有對抗才有趣，才值得看，值得玩。
順便說一句，這裏所說的顛覆性，是一個現代西方文學批評概念，文學理論概念，不是法律、政治概念，儘管在共產黨國家或任何專制國家，文學和文學理論跟政治和法律是劃不清界限的。畢竟，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而輝煌的文字獄歷史的國家，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還是不斷有人因爲文字而入獄。
在西方，文學的顛覆性，文字的顛覆性大致指的是對強權、對現成觀念、強勢理念的顛覆，反抗，突破，人的思想可以藉以活躍起來，保持新鮮，不至於僵化。用中國老話翻譯來說就是「突破巢臼」。
文學藝術的突破巢臼，不一定非要跟官方對着幹或驚世駭俗。關鍵在於文字或藝術作品的生產者是否有心。從美國文學來看，也可以舉出很多顛覆性的文學例子。舉一個我所熟悉也喜歡引用的例子來說吧。當年的奴隸販子從非洲劫持黑人到美國來，讓他們充當會說話的牛馬。奴隸主強迫他們放棄自己的原始宗教，接受基督教，讓他們相信，他們天生只配當奴隸。黑奴們不肯放棄自由的希望，高唱基督教的聖經歌曲，表面上是對奴隸主的服從，順從，甚至還好像是哀求，但是，他們的歌實際上表達了他們的「心懷不軌」，他們不肯乖乖就範，甘當奴隸。對基督教靈歌如此利用，就是對奴隸主所強加的基督教的顛覆，是對奴隸主的價值體系的顛覆。這樣的顛覆就是上好的文學。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的價值。
我們所看到的張藝謀先前的電影所具有的力量和價值也是這樣。例如，電影《活着》表面上是遵循、服從中國執政黨共產黨有關中共政權歷史問題的評價標準，只是對「解放」後的某些過火的、荒謬現象進行批評、諷刺。但是，《活着》也很容易讓人看到，生活在蔑視公正、蔑視個人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中共政權下，活着是多麼艱難。這無異是對「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的顛覆，是對共產黨政權存在理由的顛覆。
張先前那些比較好的電影，劇本也很好，人物對話常表現出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我本人最喜歡的一句對話是電影《活着》當中，一個好心的共產黨街道幹部說到一個被鎮壓的所謂的惡霸：「他家的房子用的木料真是好，大火燒了三天才燒完。」（不妨也可以用這句妙語概括中國兩千年來的文明史。）
● 張藝謀想拿諾貝爾獎是無知
  張藝謀完蛋了 |
|---|
北京當局讓張藝謀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電影《英雄》的首映式，也多少說明了一點問題。共產黨政權大約是希望人民體諒它的苦衷。（親愛的，我打你，殺你，實在是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我也不忍心呀，完全是硬着心腸做，心裏也很難過呀。別恨我，好嗎？我也是爲了你好，爲了你的子孫的未來好。）
因爲共產黨也跟秦始皇一樣追求對百姓沒有好處的國家統一的排場。共產黨政權也跟秦始皇政權一樣，打擊鎮壓持不同政見的文人，剷除不符合當局需要的文化，爲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至於國家統一是爲了甚麼，國家政權穩定是爲了什麼，誰若膽敢詢問這些問題，一定是圖謀不軌，屬於應當坑殺槍斃之列。）
看了張藝謀的《英雄》，我覺得他完蛋了，已無甚可觀了，我今後再也不要看他了，因爲不必看，他已經黔驢技窮了。他試圖用《英雄》角逐奧斯卡獎，我看也顯示了他的無知。得奧斯卡獎的電影固然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佳作，但是，至少是到目前爲止，奧斯卡獎評獎人還無意自貶身價，爲那些給強權歌功頌德的宣傳性作品加冕。
我覺得，假如要用一句話來籠統總結所有的奧斯卡得獎電影，大約可以說，這些電影都表現的是個人，個人生命價值的可貴，跟《英雄》的價值觀是南轅北轍的。其實，豈止是電影，當今世界得到普遍推崇的文學作品，無一不是力圖表現個人，表現個人價值，而不是爲當局、爲抽象的國家統一之類的大義辯護。
或許我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人，但我並不主張在評價文學藝術作品的時候，應當奉行政治標準第一。然而，我不能放棄我的文藝作品評價標準，這就是文藝首先是爲個人的，而不是爲當權者歌功頌德或爲他們開脫罪責的。
● 梁朝偉有天真無知的價值
 梁朝偉 |
|---|
其實，梁的價值和可愛之處就在這裏，他確實是天真的，對政治大外行，所以把話說錯了。他的有關六四的話，不但是香港不喜歡，中共當局很有可能也不喜歡。因爲他引起了無益的爭議，不必要的揭了中共的瘡疤，妨礙了中共力圖以喜聞樂見的電影形式對人民進行思想灌輸的計劃、圖謀或努力。
張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必然導致了他在藝術上的破產。他的政治和藝術的破產是互爲因果的。藝術家固然不必是精明的政治家，但卻必須有敏銳的感覺。張政治上糊塗，對人心和周圍世界失去了敏銳的感覺，也就註定了他弄不出讓大家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
這也是所有的宣傳性作品的共同致命傷。《英雄》雖然場面龐大，但是，看了半天，我沒有看到一個讓我感動的鏡頭。所有的演員，從陳道明到李連杰表演都死板僵硬，了無生氣。他們的對話也是笨拙有加，根本不是人話，當做鬼話又不夠警闢或不夠古怪陰森。
悲夫。幾年間，張藝謀由一個相當有成就的藝術家轉變爲中共宣傳機器的馬前卒，由一個有新鮮思想和新鮮感覺的藝術家轉變爲一個精神奴隸，御用導演。據說，他還要導二OO八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閉幕式。政治的力量，中共御用文化的力量實在強大，實在可怕。
 張藝謀(右二)在流覽申奧宣傳畫 |
|---|
假如說北京當局覺得《英雄》很不錯，值得動用「人民大會堂」這樣的中共政權神聖殿堂來給他舉行首映式，那麼，我們也就不妨把《英雄》看做二OO八年的北京，大致知道了它是甚麼東西。到時候，我們與其守候電視機看那種無聊乏味的東西，還不如走出家門，到前院或後院種種花，拔拔雜草。
（湯姆．伯恩斯：長住北京的美國人，有很高中文造詣，本文是作者親撰）
轉自《開放》雜誌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