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貪污腐敗肆虐、盜賊峯起、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者遍佈全國城鄉，黑社會化趨勢加快的狀態下，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陷入一盤散沙的崩潰局面，完全是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暴政。
對於如此嚴重的腐敗，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實質性的努力。中國政府非常明白「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這一悖論關係，懂得如果維持現狀，可以爲他們爭取撈錢與外逃時間，而要對這保護腐敗的體制進行「改革」，很可能是喪失既得利益。
基於此現實考慮，中國政府從1999年以來採取了一系列高壓政策：首先，中國政府大大加強了各種社會控制手段，藉助現代文明國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祕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衆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
其次，在政治上藉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如在統治者內部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這種反貪污腐敗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控制腐敗，而在於進行內部清洗。中國的官員並非不知道中國現在嚴重的局面，也並非人人都從心底裏認同目前這種「黑金政治」，但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架按慣性運作的巨大國家機器面前，他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零部件而已。如果他們不按照官場慣性運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但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適時地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加強對公共領域的極權控制，建立了與經濟精英及知識精英的結盟，從而成功地在短期內維護了所謂的「社會穩定。」
1、意識形態戰略
在實行新的意識形態戰略與加強公共領域的控制方面，江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要嚴厲得多。政府完全奉行江澤民的意旨，「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任何真正的獨立民間團體在這種控制下不可能產生。從實踐效果來看，江澤民政府採取的軟硬兼施策略，其實比毛時代純粹的政治高壓更容易成功，也更不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反感。
以醜化西方民主政治爲核心內容的中共意識形態戰略，與公共領域的控制相輔相成：
a. 在學校里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通過語文、歷史、政治這三門課灌輸給青少年許多政治謊言。這就是當代中國青少年對美國既仇視又崇拜的矛盾心裏由來，「仇視」通過意識形態教育強行灌輸，而「崇拜」則是非政府渠道提供的信息積累而成的一種綜合效應。
b. 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中國政府壟斷了幾乎所有媒體，並「與時俱進」的完善了毛時代對媒體的制度化管理，再用「卡住從業者的胃」這種手段，迫使新聞從業人員自覺認同「黨的喉舌」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識精英沒有任何輿論陣地可以依託。從1999年開始，中國政府不斷加大資金投入，網羅了不少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擔任網絡警察，並制定互聯網管理法規，希望控制住網絡這匹崩騰的「野馬」。
c. 對知識分子採取「收買」與「打壓」並行的策略。「六四」民運之後，知識精英們面臨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採用收買政策，用各種學術榮銜與物質利益作爲誘餌，將絕大多數知識精英納入了體制內。對於那類對現實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則採取各種嚴厲的打壓，如規定各類媒體與出版社不準發表與出版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讓這些人所作的工作單位以各種非政治理由將他們開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對於社會影響極大的知識精英，則派國安局特務跟蹤監控，搜查住所，進行人身迫害，想方設法迫使他們離開中國。這種軟硬兼施的策略極其有效地消彌了知識精英的批判意識，大多數知識精英根據本身的資源佔有狀態調整了治學方向，對政治與社會採取了犬儒主義的苟且態度。
1、精英聯盟的形成
90年代初，中國政府表面上堅持自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但官員們則與經濟精英之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關係。到了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總財富的85％已經成爲少數精英們的囊中之物，中國政府因此調整了自己的階級合作戰略，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給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合作拓展了廣闊的解釋空間，「讓私人資本家入黨」只不過是讓經濟精英進入體制有了更合法的政治通道。而中國知識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產階級一旦成熟以後，就會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權力。這一幻想至90年代後期完全破滅。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將經濟精英與聽話服從的知識精英納入體制之內共享權力，並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對於底層動亂，中國政府則越來越依賴暴力鎮壓。撲滅地方性的小規模羣體性反抗，已經成爲中國地方政府的日常作業，這方面他們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每逢發生失業工人與農民羣體性抗爭事件，「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總是行之有效。所謂「胡蘿蔔」在此處是指小量的物質利益，如給失業工人一兩個月的生活補助，以此消解失業工人的反抗行動；「大棒」則主要是針對工人與農民領袖，一旦抓到這樣的「動亂分子」，中國政府一概予以嚴懲，從人格上精神上予以摧跨，必要時從肉體上予以消滅。這種嚴厲懲罰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不想再成爲羣體性反抗事件中的「領頭羊」。
在精英集團聯盟日益加強的情況下，沒掌握任何資源的社會底層動亂雖然有如烽煙四起，卻因新聞封鎖而只能侷限在某一地區，且往往被有效的鎮壓下去，根本無法構成對中國社會整體性的威脅。對於一個已經流氓化的政權來說，人權已經被他們曲解成「生存權」，哪怕中國人生活得有如動物，在中國政府及爲他們服務的學著眼中，那也算是「生存權」的落實。
2、精英們對未來的選擇
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的評估，一般比較樂觀。尤其是近兩年來，人們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安慰自己：一是中國加入WTO以後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於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對於前一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一廂情願的美好希望，因爲WTO 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遊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第二個神話正在被中國政府無情的擊碎，中國政府投資幾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爲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許多跨國公司爲了商業利益，爭先恐後地加盟這個工程。
那麼中國的精英階層又是如何評估自己這個社會？
中國社會宛如一座地火四處奔突的火山。中國人幾乎都能清楚的感受到地殼下奔突的地火。不過中國的精英集團非常清醒地形成了共識：利用政治高壓與特務手段維持對他們是最有理的局面，一旦發生動亂，前景是玉石同焚，善惡同歸。這就是從90年代以來中共政府的防禦重點日益放在防止底層動亂方面的基本出發點。
中國官僚階層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強烈的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心目中只不過是個撈錢的好地方而已。近年來加拿大、澳大利亞、歐洲一些國家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爲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爲中國有著龐大的社會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產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麼中國社會上層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了他們自己對中國未來的選擇。
在對中共政府的腐敗危害方面的認識，中國國內的有識之士倒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但面對中共政權崩潰將會導致社會崩潰這一局面，大部分知識分子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一部分認爲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花費巨大投入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與國家安全部構成的「安全系統」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但是，中國的實況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都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黨國一體」的長期統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垮臺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比任何時代的困難還要多，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