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抗法惡習」
大慶、遼陽、撫順等地一萬、三萬、五萬工人罷工、示威、臥軌絕不是出於「抗法惡習」，是他們實在沒活路；遼陽一年半不發一分錢；大慶一萬多元人民幣買斷工齡；已苦熬過久。
同樣香港POOW電訊業巨頭盈科公司再度裁員858人，工會發起申斥大會，若出於「抗法惡習」，許多人絕不會泣不成聲……
霍英東先生公開控訴廣東政府要他上繳70%收入，也不是以「抗法惡習」反中，給中央政府抹黑，是他實在無奈抵禦流氓式法制對人權、財產權的侵犯。
劉慧卿、何俊仁、李卓人等10名立法委員在香港市中心中環天星碼頭抗議董建華聯任更不是「抗法惡習」，絕食30小時絕不是私利拼湊，尋釁攪局反中亂港，他們無力抵制江澤民欽定特首假民主，無力捍衛一國兩制，只要求香港儘快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擺脫控制，真正實踐特區自治。
關於「狗識紅燈」
要求公民向香港的狗看齊，看到紅燈，條件反射般盲從，馴服於中央政府權力，其實大陸公民早已做到，遠遠超過尚遺留有「抗法惡習」的香港公民。
1989·6·4 坦克一軋，天安門不見一人抗議，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血跡洗得幹乾淨淨，公民個個做檢查批判反動動亂，市民燒紙哀哭亡靈只嚎啕了半夜，立即鴉雀無聲，絕不敢繼承、學習中共1949年以前顛覆中央政府的抗法惡習。
羅隆基、張伯鈞、章刀器、儲安平等先生，並未敢抗法，個個有法必依，響應中央政府整風要求，批判中共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導致知識分子中打出55萬右派(中共說實際上是反革命)，這些民主鬥士個個低頭認罪，深刻檢查階級根源，盡皆老老實實服從羣衆監督改造或勞動教養，有的在煤礦累昏過去，第二天照常勞動。
大陸城市工人一直是全世界最賤的勞動力，讓下崗就下崗，上海北京等地夫妻下崗分文斷絕者全家服毒自殺，外省如江西等地下崗每月只發90元人民幣生活費，合10美元，北京工人說「湊合著活吧」，東北許多工廠賤賣，工人沒處領錢，嚴冬幾年停止供暖，全家挨凍，有不識紅燈者挺而走險，盡皆嚴打，命不如港狗。實在逼急了，撫順煤礦工人萬人去臥軌，遼陽三萬工人忍不住餓，只敢街頭去討飯，最終實在對不起中央政府：還是犯了「抗法惡習」。
農民年年交公糧，打白條不給錢，也得守法，幹部亂攤派各種雜費，也得守法，實在活不下去，跳塘。餓死事小，抗法事大。僅湖南、江西「個別」幾萬不良刁民居心叵測，抗法暴動。
何清連女士在美國哈佛大學作學術講演，有的人提問說：「爲了大中華經濟發展，需要犧牲一代少女，需要淘汰幾億落伍者」
就是說向香港的狗一樣條件反射般地服從政府權力，還不夠，幾百萬工農女兒賣淫爲娼年創造上億價值還不夠，還要犧牲一代少女，還要淘汰不肯男盜女娼的家長父母們。
對於6·4 血案，高幹子弟當時就說：「狗崽子們想翻天，沒門！」老革命王震說：「學生要變天，拿6千萬顆人頭來換！」
今天有的大陸留學生說：「只要中國強大，打死千把人算什麼，我家文革中就死過人。」可怕的鋪天蓋地而來的社會思潮。
也通過吳酩一幫欽差灌輸港人。文革中亂棍打死的幾百萬地主富農全家老幼，批鬥死的走資派、右派反革命，世界廿五屆乒乓冠軍容國團，名伶周信芳夫婦，學者傅雷等千百反動權威，他們都不是人，不在人權範圍，是牛鬼蛇神，應該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他們不如「狗識紅燈」，身上有「抗法惡習」的遺傳基因。
列寧說過「工人不會自發產生馬克思列寧主義，要從外面灌輸」，吳酩先生深得江澤民「與時具進」精髓，不稱牛鬼蛇神改稱「異類」、「做人乏了味的」、「降格爲狗」、「狗黨」、「狐朋」、「這幫醜類」、「翻跟斗耍把戲乞食的猴兒」、「牛假狗威」、「毛仗狗勢」，總之，不是人不配享受人權，這種「對階級敵人要象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語言，港人已漸習慣，不覺刺耳，其實極權區別於民主就在於把人不當人，希特勒把一部份人類叫「猶太狗」，文革中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的大中學生被稱「狗崽子」。
大陸公安抓捕基督教呼喊派女生，電擊乳、陰，扒光上衣教訓說「你們還是人嗎？你們不配當人，就不把你們當人，不跟你們講人權！」、「不叫強姦，就是要整死你們！」(見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文件)
大陸民族主義憤怒青年在網上猛貼「登陸把臺灣人殺光，不是民進黨員的也一個不留，移民過去佔領土地」，「對小燕子要割去乳房，輪姦三代！」(因趙微廣告服裝很像太陽旗)
這些氣勢洶洶的「狗識紅燈主義者」要派兵到歐洲打仗支援米洛舍維奇的，叫囂武力攻臺的，爲了強國要犧牲一代少女的，沒有一個送兒子上前線，送女兒去賣淫的，正如何清連女士所說：「什麼階級說什麼話」。犧牲多數服從少數在江核心手中完成了中共「少數服從多數」的一大轉變。
但吳酩先生忘了自己也屬於人類，忘了「共產黨對自己人最狠」，國家主席劉少奇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成了「異類」，受到生不如死的殘酷折磨。
關於「哲學道理」
吳酩先生不斷講哲學道理、客觀規律給港人洗腦，限於用階級鬥爭的棍子打人，卻隱瞞真正的客觀規律。
1、他看到的上千各界名人歡慶董連任，反董大聯盟悽悽慘狀正反映了一種客觀規律與哲學道理，即共產黨講的矛盾統一，一國兩制與一國一制兩個對立面的鬥爭，此消彼長，反共刊物大批變成親共，輿論倒向一中，模糊兩制，選委會向人大看齊，董特首向江核心終身制看齊，「號稱人權的民主鬥士」被整肅、孤立得慘兮兮，這其中正有吳酩的汗馬功勞。此人洗腦功力在文痞姚文元之上，心術險惡不讓狗頭軍師張春橋，可惜屈才，未遇江青，未能晉身海派幫，只派作無名寡利的駐港欽差。
2、其次吳酩看到的「出口下滑、轉口減少、樓價連跌、股市低迷、零售疲軟、失業率攀高」、「香港最缺信心」，以及吳先生提到的「香港本年度預算赤字660億，一年幾百億元窟窿，3000億財政積累七年會耗盡，以後會長期負債，20年後負債2萬6千億」。
這正是客觀規律，共產黨講的哲學道理：一國兩制從量變到質變逐漸名存實亡的經濟表現。梁錦松已宣佈公務員減薪4·75%，這剛剛開始。
所以吳酩先生提倡「失敗文化」。
吳先生自己也看到「跨國公司最看重香港什麼？就是最自由」。華爾街日報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成功的奧祕在於讓公民發揮創造才能，不受政府幹預」而吳先生對香港人權自由之所爲正南轅北輒。
3、最後一條哲學道理是肯定、否定規律，即事物依內部兩個對立面的鬥爭向相反方向轉化，現存香港正負與強弱兩方面勢力中，力爭維持港人權利，民望壓倒董先生的陳太被擠出局，內閣青一色親共，中央政府要香港向哪方轉化，吳酩先生在做何種努力，自己最明白。
關於「流氓政府」
大慶、遼陽、撫順等十萬罷工示威工人對自己工人階級的政黨喊出「流氓政府」，這實在是積五十年經驗之深知。二月份北京人民大會堂職工抗議半數下崗，十幾個支部書記帶頭，以病假、事假名義全員罷工達兩週，政府忙抓軍隊服務人員頂替，江派朱總理出面好言相勸，答應條件，停止罷工，然後「抗法惡習」者外調軍隊部門，這些帶頭的十幾個支部書記下場明白人洞若觀火。
遼陽罷工者要求放人，政府不承認捕獲領頭人姚福信。此人只能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因爲會收拾得不成人樣，不能曝光，政府怕露餡。
2001年江西兩萬農民暴動，深知流氓政府運作模式，內定紀律：「舉報領頭人者，滅他家三代！」這實在是不敢有「抗法惡習」的可憐農民，不得已學來的階級鬥爭之殘酷。
當然港、臺人民離這種處境尚待時日，看大陸中共暴行如隔窗觀賞風暴，但《反顛覆法》即將在中央政府壓力下出籠，按《中國刑法論》，張貼、散發標語、傳單，撰寫印發文章、刊物，以至用電腦發表言論，全入煽動罪，書面、口頭皆可以言入罪。根據列寧法典：「言論就是行動！」
港人黎廣強運送新約聖經到大陸，被搜察，犯了「偷運」「邪教材料」罪，要與呼喊教派五人犯「傳邪教」罪者同樣判死刑，港負責官員葉淑儀只管保護髮型不管營救，在美國呼籲下，又改黎一人爲兩年徒刑而釋放，隨意發落，人命如蟻。港人尚未感恐怖，待身份卡普遍實行，政府監控如影隨形。富人惹不起躲得起，但會如套牢股票並被公安嚴控出境，可憐市民只能「狗識紅燈」，「抗法惡習」戒盡，一國兩制壽終正寢，該嚐到流氓政府手段，和大陸一般無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