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按:中國至今仍然是農業國,中國的國庫收入中,以從農民那收繳而來的格式各類地稅收爲主。那麼,每年中共政府宣佈的經濟增長的百分點,應該包括農民的收入增長。也就是說,只有農民的收入真正的有了百分之多少的增長爲基礎,才有政府公佈的增長「百分點」,如果中國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那麼中共政府公佈的經濟增長數字就是瞎篇出來的。十多年來,我們每年都聽到江澤民對外國元首說,去年我們國家經濟增長多少百分點,中國的市場大有潛力可挖,云云。可是,農民的收入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

當了20年村幹部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王呈義,每次參加「兩會」,最關注的就是農民收入問題。「政府報告上說,全區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50元,比上年增加了2%。我記得去年的政府報告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是2050元。咱文化淺,不知道『可支配收入』與『純收入』有什麼區別。可是我知道,有些幹部就是報喜不報憂,鎮上的統計數字總是和我們農民的實際收入有差距。」王呈義在參加政協內蒙古八屆五次會議的討論時說。

中國青年報報道,王呈義是內蒙古赤峯市翁牛特旗烏敦套海鎮新北村的黨支部書記,八屆內蒙古政協委員。據他介紹,由於連年乾旱等原因,當地農民從1995年之後幾乎沒有增收。可是爲了政績,上面提出每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要增長200元,鎮上的統計數字也就不斷上升。

王呈義舉了1999年的例子。「年底村裏會計問我人均純收入怎麼報,我對他說你就看着報吧,隨個大流就行。會計給鎮上報了1700元,鎮上說不行,全鎮的人均純收入還有1950元呢,最後就報成了1900元。」王呈義說:「當年我們村人均純收入也就1200元,懸殊太大。」

1994年,新北村的農民人均收入就達到了1200元,成爲當地的「小康」村。那年,人多地少的村民們恰遇附近紅山水庫有工程,一些人搞建築、跑運輸,收入可觀。到了1996年,當地建築市場蕭條,跑運輸也沒多少活兒,這些人的收入開始大幅度下降,但旗裏要求的各鄉鎮增收200元的任務要完成。到了1999年,人均純收入就漲到了1900元。「1900元的數字就是這麼來的。」王呈義說:「這還是遭了災了,要不數字比這還高。」

新北村有1300多口人,人均2.5畝土地。跟周圍大部分地區一樣,除了土地,沒有其他資源。1998年後,赤峯地區連年乾旱,翁牛特旗旱情最重,農牧民「返貧」現象嚴重。「就拿去年來說,刨去水電種子農藥費、農業稅、『三提五統』和生產建設用工等,每畝地純收入200元,地裏的人均收入也就是500元,加上勞務輸出和第三產業人均收入200元,以及養殖業人均收入100元,全部加起來也就是800多元。如果按照統計部門的算法,肯定超出1000元。」王呈義說。

王呈義介紹說,爲了統計農民的收入,旗裏農調隊在每個村都要設點,抽取不同層次的農戶髮卡。農民要在卡上填寫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算出純收入。「收入」一欄,要包括打的糧食、收的柴草、喂的雞、殺的豬和吃了的雞蛋等等。「一畝地能收割1000斤玉米秸稈,一斤按3分錢計算,秸稈就是30元,這也算收入。」王呈義說。2001年,王呈義家地裏收入了1100元,加上自己和兒子的工資收入5400元,總共是6500元。全家6口人,人均純收入近1100元,離1950元的全區平均水平還有一大截。「我家的情況,在村裏算是中上等吧。」王呈義說。

身爲村長,又是政協委員,王呈義經常參加鎮裏的各種會議,對情況了如指掌。王呈義所在的烏敦套海鎮每年的財政收入和預算外資金收入有300多萬元,但支出需要400多萬元。從1996年到現在,烏敦套海鎮6年換了4任書記和鎮長,一些幹部上臺後就搞「形象工程」、「窗口工程」,欠了不少不該欠的外債,到現在全鎮共欠外債800多萬元。一到年底,鎮領導不敢去辦公室、不敢接電話,政府工作都不能正常運轉。「這比統計數字的水分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