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胆的具有潜在威胁的假设题悬浮在半空中的，其他文化界朋友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据说，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年老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似乎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依毛的评价，鲁迅如果活在50年代的中国，似乎只有在狱中写作的份了。看来，活在毛的时代，骨头就不能太硬。当权者变了，衡量标准也应该相应改变了！不要不识时务呦！

45多年过去了，如果这个问题再度被提出来，我想当权者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绝对不能写，而且还要向政府写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写，否则，打死算自杀。要么，识大体，不再写，并到国家级电视台揭批所有写批评文章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的回答，决非空穴来风。试想，对不问政治，谨言慎行，信仰“真、善、忍”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屠刀相向的流氓暴君，对于那些敢于发出心中“呐喊”的文人，还会不采取残酷的手段？

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当权者，与几十年前的相比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退化得更凶残，更无耻了。只是因为国人多年来在谎言与利益的大染缸里污染过深，所以也就看不清它凶残的本性了，甚至，视敢讲真话的人为叛逆者。而这正是催生暴君的土壤。可是，人们在纵容邪恶的时候，也是在纵容魔鬼对自己的迫害，纵容着自己滑向深渊。清醒吧，国人！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没有活在当今的社会，也许是他的幸运，却真正是民族的悲哀！！

还记得鲁迅的《立论》吗？它也许会帮助我们，审看一下自己民族的现状：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