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請我的幾位上海朋友的說法，這是所謂的上海"小資"們經常光顧的地方，也是"華洋雜處"的場所。酒吧間入口處，有小姐對每一位光顧者綻開同樣燦爛的笑容；衛生間水池旁，有侍者給每一位如廁者遞上熱氣騰騰的毛巾；酒吧老闆不知從哪裏請來的菲律賓歌女，投入地唱着英美流行樂排行榜上剛剛淘汰下來的歌曲；舞池中打扮入時的男男女女，或作瘋狂狀或作優雅狀地扭動着屁股；離我不遠坐着的一位頭髮花白、手指上套着碩大金戒指的老外，也投入地摸着一個眉毛描得不甚自然的上海小姐裸露的胳膊......
在這種場所喝酒，常常有一種時光錯位的感覺，有時覺着眼前晃動着的酒杯、人影，並不屬於二十一世紀中國共產黨治下的新上海，而頗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小說家們描寫的舊上海的某些場面。
不過，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告訴我，如今的上海，就像共產黨1949年進城前一樣，是"冒險家的樂園"，不同的是，現在在這裏飲酒的顧客，除了洋人老闆、華人買辦和發了財的知識分子之外，也有共產黨官員。
但另一位上海朋友卻警告我，這裏並不是真實的上海，至少不是全部的上海，更不用說全部的中國了。
月薪不抵十杯啤酒
回到酒店，宿酒未消，睡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多才醒。起身前去酒店的游泳池鍛鍊，又碰到那位管理游泳池的言語不多的中年人。
前些天來這裏時，他常常友好地與我打打招呼，然後就默不作聲地忙着他份內的事兒了：用水管子沖洗池邊那一塵不染的地板、用鐵刮子刮擦四壁那毫無瑕疵的瓷磚，有時，我覺着，他就像一個可有可無的幽靈，在這個並不需要他的游泳池中無聊地遊蕩......
 被當官的忘記的羣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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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慰他說："不管臨時還是正式，你都是外資公司的僱員，收入一定不算低吧？"
不料，這句安慰話就像是一把歪打正着的鑰匙，打開了他那盛滿了牢騷、怨氣的"話匣子"："說起來，你都不敢相信，我每月只拿五百塊錢，就算是酒店的正式員工，如前臺服務員，也不過八、九百塊錢。這點兒錢在今天能幹什麼！嗨，如今這個年代，不管是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還是來中國淘金的外國老闆，心都黑着呢！"
我腦海中又浮現出離這裏不遠的那家酒吧中晃動的酒杯和人影。的確，他一個月的薪水大概只能喝八、九杯啤酒。
聊起剛剛開過不久的中共十六大，他更沒好氣："報紙上天天歌頌十三年，歌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說白了，江澤民上臺這十三年，從改革中撈到的好處的都是貪官和姦商，底層老百姓的處境卻越改越慘，有人說，國企改革使大量工人下崗；住房改革取消了福利房，但商品房價格之高讓老百姓望洋興嘆；醫療改革肥了醫生，卻慘了沒錢沒勢的病人，這三大改革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就是今天的三座大山......"
真沒想到，平素沉默寡言的他，現在卻變得如此健談，說到激動處，他臉憋得通紅："我要是有把槍，真想把江澤民這些人給暗殺了！"
他的口氣之激烈，仇恨之真切，讓我也吃了一驚。不知爲何，我突然聯想起十三年前一個熟人私下對我說的一句類似的話。不同的是，當時在"六四"開槍後說這番話的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如今說這番話的卻是一個典型的工人。
知識分子不再激進
 燒掉江澤民像和中共黨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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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這個詞是什麼時候與這些常常吃飽了飯就心滿意足的中國底層民衆聯繫起來的呢？又是什麼時候與鴉片戰爭以來常常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階層"脫鉤"的呢？
這一個多月，我也同時在中國接觸了許多知識圈中的熟人，我們最常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六四"事件十三年後，中國究竟是更穩定了，還是更不穩定了？而不同的社會羣體與這種穩定、動盪的對應關係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儘管有一些分歧，但我們多數人都認爲，今天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時對現狀不滿的主要是知識分子，現在對現狀不滿的主要是底層民衆，知識分子作爲一個階層來說，在今天卻總體上日趨穩健、保守。
原因很簡單：十三年來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如果不能說知識分子階層是最大的受益者的話，至少可以說他們是得益羣體之一；相反，如果不能說底層民衆完全沒有得益於十三年的經濟發展的話，至少可以說他們是經濟改革的主要利益受損者。
"改革別改出革命來！"
 人不治天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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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大陸著名的"奏摺派"學者、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出語驚人，警告十六大後上臺的中共新領導班子："改革千萬別改出革命來！"
胡鞍鋼指出，失業和農村問題是中國最突出的社會挑戰。他說，中國大陸的城市失業和下崗人數超過1150萬，這還不包括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真實的失業率比官方公佈的4%還高，六年來，農產品價格下降了22.6%，農民因此損失了3000億至4000億元人民幣。
他還說，改革導致的貧富懸殊現象已經日益突出，"社會愈來愈不公平已經是個現實。"
但同在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工作的學者康曉光，對底層民衆的不滿是否會危及中國社會的穩定，卻持有更爲複雜的看法。
在採訪中共十六大期間，我也採訪過這位曾在海外引起過爭議的學者。他認爲，雖然包括大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階層與底層民衆相比，人數少得多，但不要小瞧他們的能量，他們的激進或保守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一個社會的穩定或動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相對今天來說更爲動盪，就是因爲那時的知識分子對現實不滿。而今天對現實不滿的工農大衆雖然人數衆多，但他們的認知能力、鼓動能力、聯絡能力和行動能力都相對低下，他們只能製造局部、孤立的反抗事件，就像星星之火，很容易被撲滅。
火起醉歌夢舞時？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當權者對底層民衆的不滿就可以置之不理、高枕無憂了呢？
 國旗倒掛是什麼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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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引述了中國一項社會階層研究的結論：中國目前還是少數暴富者高踞社會頂端、人數浩瀚的工農大衆擠滿社會底座、中產階級（也就是崔之元說的"小資產階級"）仍然勢單力薄的"金字塔型"的社會，這樣的結構最不利於社會穩定。
崔之元認爲，中國要真正實現社會穩定，就要讓"小資"階層擴大化、普遍化。
康曉光也承認，如果心懷不滿的底層民衆人數越來越多，中國就會像一個佈滿了乾柴的院落，由於中國沒有民主制約機制，也缺乏新聞輿論監督，種種社會矛盾無法及時消解，最終可能因爲惡化而擦火引燃滿院的乾柴。星星之火也許容易撲滅，但處處燃起的乾柴烈火就不那麼容易撲滅了。
康曉光說，經濟嚴重衰退、金融崩潰、銀行擠兌、對外戰爭失敗等重大危機可能就是各種社會矛盾同時爆炸、引燃滿院乾柴的時候。
不知緣何，那天晚上請我喝酒的一位"小資"朋友似乎也有一種"起火"的不祥預感。
在一波一波湧來的新顧客的不耐煩的"等待"下，在菲律賓歌女聲嘶力竭的歌聲中，他在我耳旁放大音量說："我們還是走吧。人越來越多了，你看國內外的報道，酒吧起火事件往往發生在人羣擁擠、醉歌夢舞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