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我一回國，我作爲特邀記者的報館給我的第一個通知就是『免開尊口』。說中宣部一再通知，劃出一大塊領地，不許報刊說三道四。原來現在已經根本不講任何是非曲直了，想當年老子當右派，是毛澤東引蛇出洞，讓你大鳴大放之後才拿出一個大是大非的，辨別香花與毒草的標準，把右派圈了進去。1986年搞反自由化，在大講精神文明建設時，也有個四項基本原則，總之，都擺出一個是非標準來衡量。現在是，只有江澤民一個人代表真理，而且，只有他張着嘴巴可以說話，可以唱歌唱戲，「可以放屁」──朋友添了一句。別人都不許說任何話！「只許喊萬歲。」

　　別以爲這是誇張，我工作的報館就是因爲犯了禁忌，只是就中央決策了的一個非常愚蠢的浪費大量資金的事情發了個消息，報導發明某向中國引進的技術的某外國，自己都不接受這種技術的消息。爲了發佈這一消息，報館幾乎被封，理由是『違紀』，是就中央已經決策的事說三道四。我這才明白，不僅是中宣部通知的「撞機事件不許議論，中美關係不許議論，國際問題不許議論，任何涉及體制創新的問題不許討論……」而且是一切中央一經決策的事情，即一切共產黨在做的事不許發佈不利消息，更甭說三道四了。否則，封你的報刊，記過，開除，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媒體的同事們都用手指比劃着脖子說，「憋死了」，一句話：「窒息」。

　　不僅輿論界感到窒息，而且行政部門也感到空前的憋氣，比如中國入世問題，國務院早發了話：「入世問題交給外經貿委了，別的部委不許干擾」，所以，有關的保護訴求都無法出聲，「農村的人急得要跳樓，也只好拿繩子把自己捆住，別壯烈犧牲」。「同志，是『別撞到裂縫上白白犧牲』！」

　　「爲什麼到這種程度呢？」因爲經不起最起碼的推敲。比如，引進什麼磁懸浮車，明明是德國人拿中國人的錢做試驗，德國的這種非超導的磁懸浮技術在西方的磁懸浮國際會議上被公開懷疑爲『有翻車危險』，在德國都沒有造過一條線。

　　現在他們騙中國的決策人，造了磁懸浮車還不夠，最近又要在四川搞什麼莫名其妙的磁懸浮飛機，完完全全是騙傻子，還不許人說：「小心上當」。

　　中國現在就是可以騙人，卻不許說出真理！

　　「別說了，江澤民允許資本家入黨總是放鬆了吧？」「中共走向社會民主黨化總是應該歡迎吧？」「且慢，哪個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允許資本家入黨？」「現在他不講四項基本原則總不錯吧？」「可是，他沒有講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放棄一黨專政。」

　　這是要害！現在是，三個代表只有江澤民可以代表，能夠代表，至於他是不是真的代表那所謂三個寶貝，別人不僅無權監督，別人都不可能代表，真理只在他一個人一個黨手中，於是，除了他的話又成了最高指示，讓人天天講，到處講，無所不在，無所不是外，只有把每個人講話的嘴都貼上封條。

　　「那麼，爲什麼要冒黨內左派反對的風險拉資本家入黨呢？」

　　一位社科院的理論家說開了長篇大論。他說，西方政治學說的『中產階級』正在中國迅速形成，前幾年宏觀調控後，中國經濟軟着陸之所以成功，根據體改辦的文章的正式說法，就是靠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在這之後，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更快，對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起的作用，世界上都有目共睹，一致公認。在經濟現象的背後，就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的崛起，他們從最初依靠地方政府給吃偏飯，到獨立性的增強，開始要求政治上有代言人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影響到了國營企業的企業家，出現了所謂『南方』國企，類似春蘭，海爾，國企企業家也在向民營企業家靠攏。對紅塔的儲智健的打擊，反應極壞，之後不得不對企業家有所放鬆，比如開始搞年薪制和期權，使他們有一點自己的人格。比如有一位國營大企業的即將接班的總經理，居然可以堅決拒絕參加共產黨，拒絕用政治辦法經營企業，但是企業多年虧損，經他一治理，就扭虧爲盈，職工在他當上經理後，居然從來不休息週末，就肯拼命幹活。種種情況說明，共產黨的黨票不像過去那樣值錢了。很多民營企業老闆不是黨員的狀況，顯然影響了共產黨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力，長此以往，怎麼可能不影響政治？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不允許資本家入黨，那麼黨員可不可以變成資本家呢？發了財是不是必須開除出黨呢?現在哪個當官的不是身纏萬貫？又有多少貪污腐敗不是藏身於企業的名義下呢？爲了官爺們發財合法化，必須作一系列事情，其中之一是宣佈：中國再也不存在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你們知道嗎？中央傳達六中全會時宣佈，江澤民建議：找一批專家到北京研究，中國是否還存在剝削和剝削階級。其實，江澤民早有結論，他比其他國家領導人對經濟的全球化和知識化走得更遠，其中已經有一個結論，即資本家已經變成最具有管理知識的高級知識分子，已經不是剝削別人而是被資本僱用的了。所以，不是給資本家黨票，而是給資本家摘資本家的帽子，爲什麼？他真想修改《資本論》嗎？不是的，他是在給中國特色的官僚資產階級摘帽子，他恐懼的是收入差距越來越擴大引起社會動盪，正是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引起越來越多的義憤的情況下，他企圖強調，中國不存在剝削了。說到底，中國共產黨早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封建帝皇黨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黨，中國沒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是因爲不肯放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官僚資產階級黨拉民營企業家入黨只是爲了讓他們墊背，而不是轉讓權力。民營企業家怎麼能同諸如江澤民的兒子，陳雲的兒子，薄一波的兒子，溫家寶的兒子相比呢？論發財，論擁有發言權，你新入黨的鬼孫子靠後站吧！不是我江澤民開恩，哪有你入黨的份啊，這就是那位拒絕入黨的國營企業總經理對勸他入黨的民營企業家的不如黨的解說辭。他還說，「我幹嗎要參加一個還得我承認它有權改正錯誤的黨呢？節省一點，還是我別跟它犯錯誤吧！」

　　「既然如此，怎麼聽說，你還對中共的變化有所肯定呢？爲什麼說這種變化意味着向社會民主黨變化的趨勢呢？」

　　「是的，我是說過這個話，但是遭到了當局的憤怒指責。我原意是說，江澤民強調反教條主義，主張對馬克思主義要創新，連共產黨的階級性都否定了，總是走向全民黨的一步嘛！，儘管他沒有說共產黨還算什麼黨？總爲後人做更多修改開了一個頭，所以是趨向社會民主黨的一步，而剛才講的是爲什麼要走這一步，兩者並不矛盾。還有這種變化的性質，並沒有絲毫改變江澤民一黨專政，獨夫專政的性質。而這些是我爲文說那個趨向社會民主黨化時所不敢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