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镜子，只知照看别人从不照看自己，推卸责任，可耻啊！
还有人说，文革不会重演。真的吗？当年发动文革浩劫的共产党，这个统治中国的流氓党还在统治的位置上，它的流氓性质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改变，它依旧控制中国的政权、政府、军队、经济、文化宣传教育，它依旧是独裁者，依旧控制着所有的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依旧在不停地、变着花样给铁蹄下的人民洗脑，洗脑；不同的是变得比以前更善于伪装，更加伪善：它给中国的地面竖起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挂上了霓虹灯，让百姓拥有彩电冰箱，让中国也有了同性恋、妓女、毒品、艾滋病……它让这些东西来说明，共产党开明了，人民开放了。可是它真的开放开明了吗？可曾让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
而人民呢？“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党就是民族，党就是国家，党就是母亲……这些中共五十多年来灌输中国人民的观念依旧在人们的脑子里存在。人民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变得更加珍惜护卫发扬心底仅存的那点善念，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学会用理性的分析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相反，人们变得更加重视自己，维护自己，更加胆小怕事，更加麻木。换句话说，人们经过文革后，变得更加自私，更没有理性。难怪有人说，一想到自己和十几亿随时可能发病的疯子和可怜的胆小鬼生活在一起我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便衣手上的匕首压在法轮功学员的脖子上，围观的人群麻木冷漠，甚至偷笑！
文革的病根，没有根除。
两年多来，事实表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就是第二场文革！江罗采取的手段比之文革凶残。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难道不是对人性的最彻底的摧毁吗？中共的这场邪恶的镇压欲在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摧毁我们心底仅存地那一点点善念。！
当迫害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多少人吸取文革的教训，站出来制止血腥呢？——读《老舍之死访谈实录》有感
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思索
——老舍之死访谈实录 傅光明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并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老舍夫人：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
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