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管怎樣，看到臨終前王老對看望他的朋友說，他很高興看到鄧小平先他而死，他到了地下也要同鄧小平鬥。我看了很受感動，這是一個戰士戰鬥不息的精神，也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當然，這裏的「革命」，有別於共產黨的革命。因此當12月16日晚間去醫院探訪他的時候，我同他說：「你不放過鄧小平，我不放過江澤民。」這是我們不同輩分的「革命分工」吧。

王老臨終前，我也回憶起最近幾次耳聞目見的情況：

大概是1999年，辛灝年兄宴請來紐約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我們夫婦叼陪末座，席上就有王老羊子夫婦，熱鬧起來，王老和金老都童心發作，席上大唱京戲。對王老的感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2000年，李鵬、江澤民來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民運和臺灣朋友組織開車到李鵬住宿的華爾道夫酒店繞場示威。內子楊月清也開車，我們是白天去的，那是相當考驗車技的，還要應付警察和便衣的干預；第二天看報，知道王老和羊子是晚上開車去的。以王老的年紀還親自上陣，心裏很感動。

2001年10月，辛灝年主持的<黃花崗>雜誌創刊，王老也上臺講話，但是他的「臺」同別人不一樣，他沒有站在講臺後面，而是主席臺前面，拉近了他同與會者的距離，這該也是他很普羅化和感性化的一面。

再不久，剛在費城成立的中聯發於紐約召開記者會，可能這個組織的激烈態度在民運圈中有爭議，或者非週末的中午時間大家在忙，也可能沒有通知好，至少我是前幾個小時才接到通知，只能抽點空去聽一下，遲到早退。那個場合除了中發聯的自己人馬和記者外，沒有其他民運人士捧場，只見王老在那裏洗耳恭聽。可見他反對中共專制獨裁政權的執著。

除了在紐約的接觸外，其實同王老也神交已久。五十年代開始，在上海的報章上就看到過他的大名。但是真正的關注，是文革結束後他對中共的批判以及被中共的迫害。那時我已經在香港了。1986年底北京、上海爆發學生運動，記得12月底的香港<信報>發表兩篇報導上海學生運動的文章，由於是上海來稿，報導了學運實情，頗引起外界重視，因爲那時還沒有傳真機，遑論伊妹兒，稿子是託人帶出來的，那時中港之間來往人不多，海關查得很嚴，攜帶「反動」文章有很大風險。果然當局後來嚴查，似乎是王老把底稿夾在廢紙裏賣給回收店時被查出來的。王老因此也同方勵之、劉賓雁一起被鄧小平欽點開除黨籍。其後香港常有王老的消息，包括他的電話線給當局卡斷等等。大概也就在那時，陸鏗、胡菊人主持的<百姓>雜誌，雖然經濟上相當困難，還是給王老出書，作爲永恆的歷史記錄。

1992年，王老獲准赴美，到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不久，他到澳洲訪問，我所屬的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也邀請他到香港訪問，在香港呆了幾天。在歡迎晚會上，王老表示了在回國後要競逐民陣和民聯合並後的主席職務，當時與會者對他的雄心壯志給予肯定的喝彩，但是輪到我上去講話時持不同意見，這是當時我對民運內部的是是非非已經有所感覺，因此奉勸王老以古稀之年，不必□這個渾水。但是我講完后王老再次出來講話，表示他問鼎主席的決心不變。我當然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心想，喝彩的聲音使他處於亢奮狀態。當時我工作非常忙，沒有參與對王老的接待工作，也沒有時間同他個人多接觸交換意見。現在看來，當時我對他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對頗爲感性的王老來說，自然會有亢奮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同中共專制政權鬥爭的決心，要爲此貢獻他的畢生精力。這一點到臨終前更得到充份的表達。

不久那個著名的民運華盛頓會議，鬧出比我想像中更嚴重的分裂，局內人各說各話，我們局外人更搞不清楚了。想來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但是誰是民，誰是敵，又豈容易分清？但是民運內部缺乏寬容精神應該是分裂的主要原因。而王老的政治生命也從此走了下坡路。

1997年我們移居紐約以後，自然也聽到有關王老的風言風語，我一向害怕捲入人際關係上的是是非非，因此對王老就沒有個人之間的接觸，更不要說是關心了，這也令我現在後悔不已。我認爲民運之間缺乏寬容之心，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我不是怪傳話的一些朋友，因爲我們到新的地方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只怪自己沒有以正確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

風言風語，有真有假，但是就是真，在王老的一生中，又佔多大的比重？即使強大的中共爲維護內部的團結，毛澤東不斷要人們分清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的關係，中共在幾乎無官不貪的情況下，還宣傳「大部份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們有什麼理由作賤自己？當然，民運的道德形象是很重要的問題，然而也應該知道，金無赤金，人無完人，在高要求的同時，也應該多一點包容之心。何況持之以恆的同中共專政政權抗爭，而不是想同中共進行利益交換，就是民運最崇高的道德形象，這是大節。對生活作風上也有高尚德形象的，我們更加崇敬，作爲楷模，但是對有可以理解的瑕疵者，也不必撻而伐之。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首先面臨生計的問題，又不熟悉海外的環境，如果有行差踏錯，只要不是越陷越深，也不應揪住不放，當「敵我矛盾」處理。特別是我們沒有生計問題的，容易「飽漢不知餓漢飢」。因此在強調民運的道德形象以凝聚道德力量時，也應該通過王老的逝世，強調民運之間的相互關心和愛護，不但是政治上的關心，還包括生活上的關懷，特別是年紀漸大而又日漸喪失謀生能力者。

衷心希望民運除了剛性，也有柔性，特別是內部的柔性，不要用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對付自己。多一點寬容才能增加團結，才能發展成長，悼念王老也才不至於停留在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