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鄭州發動機具工廠的工人來說，這場衝突只是他們長期抗戰過程中的一場小勝利。一九九六年，這家中共國有企業的一千八百名工人接獲通知，工廠即將關門。在擔心下崗之餘，這些工人尚足以告慰自己的，是根據中共法律規定，工廠固定資產拍賣所得，主要將歸工人所有。

但一天夜晚，當有卡車到工廠準備搬運機器設備時，工人們才知道，工廠經理正準備把工廠的機器設備和土地以極低價格出售給他的朋友，並打算將這些所得中飽私囊。於是，工人們憤怒了，他們接受其他工運人士的建議，把自己組織起來，共同對抗資產剝奪。到今天，雙方對峙已經將近五年，也有數名工人遭到逮捕，但工人們仍不屈不撓，工人領袖之一週金舵（音）就說：「工人是團結的，我們有信心最終會打贏」。

即將於九月六日出刊的「遠東經濟評論」報導說，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進一步向市場經濟靠攏的同時，國有企業的這種類似場景，在中國大陸各地屢見不鮮。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爲數八千萬的國有企業工人是受害最深的一羣，據估計，從九十年代初期至今，半數以上已經下崗。

雖然大陸國有企業走向沒落已經是衆所皆知的事，但令人吃驚的，是這些國有企業的資產，竟被企業經理人員系統化的私吞，大陸自由派經濟學者何清漣在她的暢銷書「中國的陷阱」中，對此已經有過描述，大陸社會科學院專研工人問題的學者戴建中（音）甚至認爲，國有企業的倒閉，最直接原因在於中共官員的貪腐文化。 

報導說，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的貪污腐敗，是造成中國大陸工人抗議事件四起的主要原因。根據香港「中國民運信息中心」的統計，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約發生六萬起工人抗議事件，其中多數爲國有企業工人，而隔年的工人抗議事件即增加到了十萬起。

針對依靠工人階級起家的共產黨來說，工人運動已經成爲他們最大的難題與矛盾，「遠東經濟評論」表示，一方面，獨立組織的勞工對共產黨權力的壟斷形成強烈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方資本家－在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卻不怕中國工人運動，因爲中國工人運動的目標是當地腐敗的官員，但跨國公司基本上不存在那種腐敗，他們提供給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甚至高於國有企業。

文章說，令北京當局感到頭痛的是，工人運動又和法輪功不同，工人運動不能被定義爲「邪教」。「無論如何，他們是無產階級，是毛澤東一手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骨幹」。所以處理類似事件特別困難。據指出，中共祕密警察一直關注工運人士的動向，擔心他們發起全國性的串連，並組成類似波蘭「團結工聯」的組織，所以中國大陸工運人士的行事也非常低調，避免形成聯繫網絡。 此外，對於共黨內左派勢力而言，工人的憤怒爲他們帶來再次在中國大陸發揮作用的機會。

一位北京的工運人士表示：「我們只是以國有企業工人諮詢者的角色出現，因爲成立組織是一件極其敏感的事」。

多數觀察家相信，中國大陸的工人運動，並不會對西方多國企業的運作造成威脅，因爲大陸工人運動的起因，多數是官員的貪污腐敗。戴建中表示，最擔心中國大陸工人運動發展的，是中國共產黨，但他表示，中共政府相信，只要工人沒有被組織起來，就不致構成威脅，可以用暫時性的補償政策予以安撫。例如鄭州市政府，對下崗工人就每月發給一百七十元人民幣的救濟金。

美國研究中國大陸工人運動的學者布萊契表示，中共對付工人運動的方式，是在嚴厲的棍棒下攙上一點胡蘿蔔，在提供救濟金之餘，任何帶頭髮起工人運動者，只要環境需要，立即會遭到逮捕。更甚者，北京的算盤，是不斷提供新的工作機會，讓工人因下崗而發起抗爭的動機冷卻下來。

此外，如果一切努力都失效，中共也還有最終的武器，即動用大量警力。工運人士指出，中共公安處理工人抗議事件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他們首先會把工人趕離開大街，如果工人抗拒，他們會把抗議工人丟進廂型車並載到郊區，等到這些四散工人好不容易再回到抗議現場時，一切抗爭都已經結束。

但並不是這些策略都能奏效，重慶市公安局官員黃建（音）即表示：「工人抗議是一種全國性的現象，沒有一種徹底解決的辦法」，而與此同時，大陸工運人士則表示相信，時間對他們有利，因爲一旦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市場開放的結果，必然使大陸更多的國有企業倒閉，而工人的生活越是困苦，越容易組織起來。他們說：「我們正在等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有觀察家認爲，由於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共鬥爭歷史上特別是在蔣介石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工人運動幾乎一直被中共認爲是最有利用價值的。然而，江澤民時代不同了，工人運動已經改變成「穩定壓倒一切」的最不利因素，這或許正是江澤民強調要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成份，大規模充實資產階級力量(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