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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精神
若大一箇中國,數十億人衆,保持輿論一律本是件難事,然共產黨做到了,方法也很簡單:一曰殺人、二曰整肅、三曰洗腦。建國之初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殺了二百萬的「敵對勢力」,至於「整肅」及「洗腦」則是以後大大小小的運動的目標,因此直至「文革」結束鮮見不同的聲音,整個中國被弄成一種聲音,一個步調,用行話說是「黨的一元化領導」。大大小小的運動可以說已把中國人整得膽小如鼠。 而中國的國民性似乎也並不甘於此,於是有了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民衆公然表現反叛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竟然使得當局出現了戲劇性變化,一夥極不得民心的執政集團以政變方式被逮捕法辦,這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政治史上一個鮮見的案例――既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 89年的六四屠殺及之後的清洗,雖然暫時使民衆保持沉默,但是一種新的叛逆和反抗則在沉默中醞釀和形成,十年之後又以一種新的形式破土而出,這就是98年的政治反對派――中國民主黨的出現,99年法輪功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出擊。這兩個有組織的反對派的出現並非出自偶然,它只是89年無組織反抗的一種延續,是簡單的自然法則導致的一種自然現象,雖然當事者也許並不明白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的意義,但它代表了「天意」或自然之意。 「法輪功」之所以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它的信衆之所以充分表現出了那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氣慨,全在於他們秉承了一種冥冥之中的神密力量,這股力量使得中國人恢復悟性、膽量和勇氣,這就是使這個民族幾經死而復甦的力量,我們且把它稱爲「中國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各個方面,法輪功只是這種精神的一個代表,中國人恢復了自我意識,中國開始甦醒,這就是法輪功事件給我們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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