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的觀察、判斷，西方和臺灣的學人、記者們與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是有着較大歧見的。前者看民主牆運動，看「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看中共鎮壓民運人士、地下教會和法輪功成員，就象隔着玻璃窗看室外的暴風雨一樣，雖感驚心駭魄，其實卻並無置身於風雨之中的切身感受，故而對中共一直存有幻想，對於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景也往往過於樂觀------今年在臺灣舉辦的「六.四」紀念會門可羅雀；而據最近的民調顯示，臺灣接受一國兩制的人數已攀升到三成，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這一問題。

中國共產黨是否在和平演變或會不會和平演變？這確實是一個與中國前途、中國人民命運及兩岸和戰攸關的大事。我們姑且不論江澤民的所謂「理論創新」其實是步赫魯曉夫「全民黨」的後塵而邯鄲學步，了無新意；但如僅憑江澤民這番讓資本家入黨的「創新理論」便能挽狂瀾於既倒，爲中共續命，或靠這些甫入黨的少數資本家來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顏色，使其成爲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卻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

何以見得？其一：中國共產黨今天允許這些以前被他們視作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入黨是一種爲求自保的權宜之計，並非表明中共高層對其極權統治有所放鬆，而僅僅是將這一少數階層之中經過反覆挑選的少數人拉入黨內作政治點綴。說白了便是毛澤東在「一月風暴」奪權時所言：黨內和革命委員會內，左、中、右各派的代表都要有，只要政權牢牢地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這些右派代表人物掀不起大浪。其二：毛澤東早就說過：「黨內有黨，黨外有派，歷來如此。」江澤民雖無毛澤東的權威卻深得毛氏流氓政治之精髓。正因爲如此，江在集三主席大權於一身後，不斷地提拔「上海幫」入主北京，以及不顧一切地將自己的情婦一一拉入中央政治局，無不都是爲實行「江天下」以及爲日後垂簾聽政鋪平道路，從這一點上來說，是否忠於江澤民比是否是資本家要重要得多。其三：鑑於江公子綿恆及衆多太子黨一族已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中囊括了大部分國有資產以及用盡了白、黑、黃等各種手法斂財，成了中國鉅富，江澤民這個特權階層的總後臺必然千方百計地將他們所掠奪的民脂民膏合法化，並進一步確認這些黨內資本家的政治地位，以免秦二世而亡的歷史重演。其四：香港、澳門這些特區政府中的資本家或資本家太太們，不但沒有威脅到中共中央的極權統治，反而更加自覺地主動放棄高度自治權向黨中央靠攏，請求中央享有罷免特區行政長官的無上權力，其小鳥依黨之態可掬------恰恰說明了中共治下的紅頂商人，不但是黨的有力助手，而且可以榮任統戰橋樑和黨的代言人等多項重要角色，可以進入白宮並鸚鵡學舌地傳達黨的指示，起到錢其琛和楊潔篪所起不到的作用。

江澤民在提出這一創新理論時還特地強調不應該「把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與現實表現」。因爲在中共的眼裏不但同類人不同命，就是同樣有錢也不同命的。譬如說象賴昌星這樣的走私大梟，因善於賄賂中共的各級高官，與他們分贓，又能爲破獲劉連昆案立下大功，是屬於思想政治狀況上乘，現實表現又突出的紅頂商人，故能被解放軍總參三部吸收爲共黨間諜。若不是夏門遠洋走私案東窗事發，廣結人脈的賴董事長說不定還能步步高昇，撈個少將諜報官噹噹呢！再譬如同樣有錢的新疆第一富婆熱比婭雖樂善好施，頻頻解囊捐助慈善事業，且爲人大委員，但因爲支持疆獨，不但得不到國家安全部門的親睞，還被冠以「泄露國家機密」的莫須有罪名入獄八年------這說到底是因爲熱比婭的思想政治狀況與現實表現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的緣故。另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典型例子是上海棉紡織業的大亨榮毅仁，他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便聽從中共地下黨的話，跟共產黨走，人稱「紅色小開」。多年後，小開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卻照樣被打倒，成了「黑色老開」。再若干年後，因得海外統戰工作的需要，「黑色老開」又青雲直上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但象這樣的傀儡副主席到底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能有所遏制呢，還是在客觀上反起了助紂爲虐的作用則不言自明。

記得1949年陳粟大軍打下上海時，許多西方學人、記者都斷言共產黨堅持不了幾個月，因爲十里洋場的上海是一隻大染缸，共產黨人一定會紅的進來，黑的出去，爛在這大染缸中。結果他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