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李渊自弹琵琶，皇帝李世民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6英里，南北5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1／8。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110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500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
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唐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有提及。
李世民18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李世民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和赞叹。
公元628年，李世民遣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成家立业。
633年唐太宗让死刑犯309人回家，命令他们秋后自己返来监狱就死，结果所有的死刑犯到期都自动回来了，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们。
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编者按：让人民安居乐业，门不闭户，旅行不用带干粮，走到哪里都有人乐施帮助，人人相见如宾，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这才是中国人民的老祖宗。
而中共的老祖宗是舶来之货，没有继承一丝一毫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口伪劣产品，而且进口的还是巴黎公社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与苏联共产党的极权独裁专制，它转而用来迫害和镇压中华儿女，破坏中华文化与历史遗产。共产党就是靠流氓起家的，没有巴黎公社流氓，也就没有共产主义之说；没有流氓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也一直在讲自己是流氓无产者，或称自己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确，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氓史，充满了卑鄙，阴谋，自私，暴力与破坏。
中华子孙们，我们的老祖宗和流氓中共的老祖宗从根上就是两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