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社论】辩证法的蜕变
 
2001-5-13
 
【人民报消息】辩证法最早是指古希腊时代有关辩论的技巧,辩论在当时被认为是获取真理的重要途径。苏格拉底十分擅长辩论,但是他除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之外,并没有在辩论中获得更多的智慧。

文艺复兴之后,由于基督教走向衰败,哲学成为人们探索真理的重要领域,辩证法也有所发展。但是脱离神留下来的教诲,殚精竭虑的哲学思考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繁杂无比的学术推理和臆想,辩证法成为形式逻辑和只言片语的真知灼见的混杂,却与真正的智慧相距甚远。毕竟,人类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

古老的中国存在着深刻的辩证观念,例如中医讲究辩证施治,具体病症具体分析。然而,今天大陆中国人所认同的辩证法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与古老中国的智慧并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传统文化的丧失,人的心胸和智慧变得狭窄和肤浅。相应地,辩证法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异:

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在中共长期的军事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对立和斗争一面越来越被强调和夸大,和谐、统一的一面却受到忽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于是,辩证法事实上成为一种斗争哲学;

第二、在中共对政治运动和社会矛盾的操控中,辩证法俨然成为权术的代名词。中共领导人讲什么“引蛇出洞”、“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以及其它计谋和策略,阴险狡诈、心狠手毒的霉暗心理贯穿在辩证法的应用中,辩证法成为祸国殃民之术;

第三、在日常的国家管理和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左右逢源、委曲求全,辩证法成为大小官僚圆滑处事、文过饰非、愚弄民众、歪曲事实的思维技巧,成为普通百姓逃避矛盾和道义责任、进行诡辩和自我安慰的惯用伎俩,而大陆中国人的善良和真诚却逐渐消声匿迹。

儒家的中庸观念与辩证法有一些连带关系,但大陆中国人往往把中庸曲解为不分是非地调和矛盾。实际上,儒家讲了中庸,也讲见义勇为,正直的人们理应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由于善恶标准的丧失,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随意使用各种招术并极尽圆滑之能事,辩证法蜕变为一种脱离了道德约束的技巧,却被一些人奉为了不起的智慧。

实际上,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真正的智慧,并为善良的人们所掌握和运用。古人讲“大智若愚”,真正智慧的人并不过份关注表面的“聪明”和什么手段、技巧,智慧是一个高尚的心灵对人生乃至世界本质规律的深刻体察。我认为,“善恶有报”、“有所失必有所得”、“相生相克”、“物极必反”等才是名副其实的辩证法。

中共的政治实践对辩证法的败坏起了很大的作用,依靠权谋进行统治的王朝哪个能够长久?在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江泽民如何讲究“斗争策略”、“周密部署”和“舆论引导”,无论它怎么照搬照抄中共以往祸国殃民的经验,都是在干着丧尽天良的坏事。在宇宙法理的制约下,江泽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拼命地自掘坟墓。

心智闭塞的恶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背离良知的“聪明”是人最大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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