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容基總理在新加坡談到遠華走私案時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貪污。"這話說得對。這就等於說，任何一個人都會生病。不過，任何人都會生病，但不一定都會得艾滋病。別的國家有貪污，中國也有貪污，但貪污和貪污不一樣。貪污和腐敗是一種政治病。所不同的是，中國目前所得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病，而是政治艾滋病。

一、司法腐敗：政治免疫功能癱瘓

艾滋病是一種獲得性免疫功能缺失徵。艾滋病毒攻擊的是人體的免疫細胞和免疫系統，使其喪失對任何細菌和病毒的防衛功能。人一染上這種病，就是生活在真空裏也會致命。即使沒有細菌，自身細胞在免疫功能缺失的情況下極易發生癌變。如果一個國家政治機體的免疫細胞也喪失作用，這個國家就可以被診斷爲患了政治艾滋病。

誰是國家政治機體的免疫細胞？主要是司法系統和司法人員。記得中國某個領導人曾提出過，司法腐敗是最危險的腐敗。說得不錯。這就相當於說，艾滋病是最危險的疾病。但是，看到問題不等於解決了問題；話說了，不等於病除了。如果是艾滋病，藥到都不能病除，何況僅僅是話到。最近的情況表明，艾滋病毒已經侵入中國政治機體，司法系統和司法人員腐敗的程度和速度都讓人心驚。

據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從1997年至1999年，中國公安機關已經連續三年被羣衆評爲不正之風最嚴重的部門。在今年9月中旬召開的全國公安機關工作會議上，公安部長賈春旺公佈了全國550名副處級以上腐敗幹部名單，其中包括前廣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鬍忠、原海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路景林，以及受福建遠華案牽連的前福建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把這一輪司法腐敗浪潮推向新高潮的，是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他因在遠華案中的犯罪被判處死刑；甚至有媒體傳出，公安部部長賈春旺也自身難保。

二、只塗藥膏，治不了艾滋病

別的人也生病，但有痊癒的希望；別的國家也有貪污，但有肅清的希望。如果得了艾滋病，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首先死掉的就是希望。現在世人看到的煙臺走私案、山東泰安腐敗案、北京陳希同案、湛江走私案、福建遠華案，以及最新傳出的廣東某特區特大走私案，都不過是這種艾滋病開始發作而出現在國家機體上的幾塊潰瘍。接下來當然是日漸衰弱，並且高燒不退。

弄清了病情，就知道，中共目前的"治療"方法－－清查個案，槍斃首犯，就象是一個艾滋病人給身上的潰瘍塗藥膏那樣，是無濟於事的。中國老百姓說：中共處級以上幹部，論經濟犯罪，遇一個殺一個，可能有冤枉的；隔一個殺一個必定有漏網的。這麼多潰瘍，你藥膏塗得過來麼？

三、"一元化領導"導致"一元化腐敗"

這麼說，中共政體不是死定了？也未必。比喻總是一條瘸驢，國家並不是個人。只要中共終止和立法、司法權力機關的"不正當關係"，不要總是和它們睡在一張床上，不把自己的艾滋病毒傳染給它們，司法機關的健康化還是有指望的。我們知道一條"權力腐敗"定律：不受制約的權力必定腐敗。中共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拒絕權力分立，其結果自然是"一元化"的腐敗，也就是整體腐敗，或者說是政治艾滋病。

西方實行三權分立，就是對權力進行隔離，保護社會免疫系統不被艾滋病毒感染。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腐敗了，有司法系統"治療"。司法系統也必須受監督，否則照樣腐敗。對司法系統的監督，除了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之外，還有第四種權力－－公共輿論。

四、新聞自由是一劑救命藥

因此，在司法已經相當腐敗的情況下，加強輿論監督，實行新聞自由，是中共自救的不二法門。新聞輿論是司法系統之外的另一種社會免疫系統，它的作用可以從反面看出來。今年8月，司法部下屬的《法制日報》刊登了一則對山東臨沭縣的批評報道，結果，此報的當地所有訂戶沒有收到這份報紙，它也從報攤上消失。《南方週末》報道了這件事，題目是《法制失蹤以後》。其實不是"法制"失蹤以後，而是輿論監督失蹤以後。法制早就失蹤了。《法制日報》的失蹤，證實了輿論對腐敗的"藥效"。

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看出中共有服這劑良藥的意願。如果《法制日報》刊登的不是一個縣的批評報道，而是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報道，那它就不止在一個縣失蹤了，而是在全國失蹤；失蹤可能還不只是報紙，還有報社領導人。鉗制新聞，可能會救了某些腐敗中共官僚，當肯定會毀了整個黨。

擱筆前想到丹麥王子的困惑：生存或是死亡，仍然是個問題。但對於中共，更可能是個選擇。

原載香港12月20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