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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新世纪的头一个月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天安门文件”的出版，二是五名百姓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有关前者海内外多有评论，主要集中在真实性、动机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讨论。雪某以为三者均不大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天安门文件作为符号的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如此说呢？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出现必有警兆出现，随机偶发的事件和某一政治团体有意制造的符号都可能成为警兆。“天安门文件”显然是后者。它明白告诉世人的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即张良已现，刘项安在？提醒大陆不同阶层或政治团体应效张良做博浪一击或揭竿而起，推翻中共的集权暴政。由于符号本身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是分离的，人们一般只会关心符号的象征意义，对符号本身无所谓真实、动机或功能的判断（这是学者专家的事）。陈涉起事大泽乡，丹书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黄巾传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天下大吉，岁在甲子”有什么真实性和崇高的动机可言？其作用有多大在事前也不可能估计出来，但作为符号，人人都能领会它是天下苦秦久已之类的一个象征，在进行反政府的活动中获得道德上的支持和勇气。所以“天安门文件”的关键不在于抛出了多少秘密文件，而在于“张良”与之关联以提醒人们对符号作正确的解读。 1月23日五名百姓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是一十分令人震惊的事件，雪某次日在大陆的网站上读到这条消息后，随即联想到30年代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和90年代初读王立雄（保密）氏的《黄祸》中的有关情节，只是认为江贼民虽愚蠢，还不至于发疯。这两日大陆的弱智传媒一个劲地抹黑法轮功，组织各种批判使老夫相信中共在打压法轮功问题是黔驴技穷，使出这种卑劣的贼喊捉贼的手段表明江贼民已经疯了。 对于法轮功雪某无甚研究，但此功在中国大陆是绝对地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1551年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基于宗教的不宽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只有宽容才能实现和平的理念并针对加尔文教迫害异端，写了《宗教宽容的宣言》。他说：“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老夫当年从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读到此言后感慨了许久，想到大陆中共暴政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对异端思想的残酷镇压，中国百姓生活在这种散发中世纪专制恶臭的政权之下，真是不幸。世纪之交，中共指法轮功为邪教，进行残酷的镇压，还自诩代表先进文化，实在是令人作呕。老夫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中共的丑行面前，大陆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敢公开站出来像卡斯特利奥一样，为法轮功申辩，这并不需要你去证明法轮功是否为真理，只需要申辩法轮功信众有无信仰的权利！可能大陆多数知识分子不知道卡斯特利奥的名字，或没有他那种道德勇气，但是茨威格说过的一句话是可以作为中共与法轮功较量中最后胜负的判词：学者们不必为不知道卡斯特利奥的大名而汗颜，人类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精神上的自由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暴力压倒的人们，而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异端的权利》引言）。 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对民主运动和法轮功而言却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分水岭。以前，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基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还可以进行理性的沟通，江贼民疯了并导演了新的“国会纵火案”以后，实际上就把一个以和平斗争理念为手段的民众团体变成了敌对势力。从历史上看统治者这种愚蠢的作法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6世纪的法国曾被宗教战争困扰。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姆之夜，数千名胡格诺教徒被杀达到顶峰。1598年开明君主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给胡格诺教徒以公民权和宗教的宽容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和稳定。但是到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签署了废除南特敕令的法令，4天后正式公布。这一法令在法国产生了极其恐怖的后果，有关情况人们不妨看看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关于路易十四时代的加尔文教派”一章和斯迈尔斯《信仰的力量》一书中“废除南特敕令所引发的灾难”一章。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新教徒合法化、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彻底告别了君主制。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中共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与法国废除南特敕令的情况与如出一辙，其结局当不问可知。 前几年，朋友间谈论大陆政局时常引用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对中共的胡作非为多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角度分析。法轮功事件之后，我们谈论更多的则是阿氏的另一句名言：宗教是自由之母（见阿氏：《自由与权力》〈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一文）。中共否定信仰的自由也必定否定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而信仰的自由正是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追求信仰自由的法论功信众在大陆演绎的这场惊天地、泣鬼神争取信仰自由的斗争，不正是为新世纪的中国带来民主希望，给中共暴政敲响了丧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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