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其掌握国家政权的庆典。自此，这块原来皇宫禁苑前的空地，就成了“共和”国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象征，那些雕刻着中国王朝图腾的门楼和华表，被尊奉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新图腾。

在中国大陆，儿童刚一懂事，就通过种种躲不开、避不掉、无处不在的灌输知道了他们的一个好去处：天安门广场。还不仅仅止于知道，上学之后，美术课的最初启蒙内容之一，就是学画天安门城楼。这样，几乎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从小就都亲自动手把这一图腾的形象镌刻在自己那张尚未被党涂抹上什么东西的“白纸”上。由此，如果说“不到长城”还只是算不算“好汉”的问题，那么，不到天安门广场就等于没到过北京，更遑论长城或好汉孬汉。

天安门广场成了中国人的麦加，那不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你问那些住在北京、到过北京、或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领导他们已经半个世纪有余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办公，能回答上来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当然，实际上，多少年来，从没有人深究过这种事。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上知道毛泽东、江泽民“活”在中南海里，下知道党支部书记住哪栋小楼也就够了。党无处不在，想找“中央”却没门。也许，“中央”就是通过这种实实虚虚、虚虚实实的方式，保持了昔日帝王才拥有的那种“威不可测”的权威。然而，不知道“中央”在什么地方办公，也就自然不知道“中央”的具体形象；没有形象，就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就无法形成政治凝聚的象征……还是“中央”巧妙地化解了这一矛盾：干脆把天安门广场称作“心脏”。好在这个心脏距离那个“真正”的心脏不算太远，既能满足图腾和凝聚的需要，又能保证心脏的安静和安全。

于是，天安门广场就成了“祖国的心脏”，成了中国政治的象征和图腾。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众多中共欲昭示于世的活动和庆典，同样，它也目击了那些中共不想为人所知的举动和事件。

正是由于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结构所具有的政治象征的单一化及其图腾化，使得所有抗议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以这一象征及其图腾为目标，由是，所有抗议行动──不论抗议者的初始动机是什么──就都具有了政治性，此所谓“广场效应”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政治架构下，任何破坏政治象征的行动，都是动摇政治结构、瓦解政治凝聚力的政治性事件。象征是单一的，回应也只能是单一的。象征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浓缩，而任何一种抗议也只有借助这一浓缩才能放大其影响。既然天安门成了“心脏”，那么，它就注定不仅仅是庆祝与庆典的地点，而一定会成为抗议和发泄的场所。

因此，“五四”学生尚可以去某一具体目标──外交部长的宅第赵家楼──表达他们对政府某一举措的不满，而“六四”学生就只能到天安门广场这一既非政府办公地、也非执政党所在地的公众场所来公示自己的主张。

这并不奇怪。如果人们不能到会场去用手来表达他们的意愿，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在公众场所用“脚”来宣示之；在没有实现政治多元化的国家中，任何种类的社会抗议行动，就都会具有针对单一政治象征的单一指向性。具体到天安门广场，具体到法轮功，持续不断的抗争，就如同插在中共心脏上的一枚拔不掉、折不断的钢针。

自从天安门发生第一起“事件”后，其后的事件就要排序成为第N＋1起。任凭中共如何防范，广场上的事件都不会绝迹，而只会防不胜防。只要天安门广场不改变其“心脏”的性质，那些针对中共的抗议事件就会越来越多地选择在这一地点发生，因为天安门广场的图腾性与象征性，常常更能显示出抗议行为的正当性和指向性。

当然，抗议者的抗议行动可能会令那些视天安门广场为麦加的人的不满以致愤怒。但是，这其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些愤怒者也许并不知道，不让他们愤怒的方法只有一个，即摒弃政治图腾，消除单一的政治象征，从而分散抗议者的指向性，并在指向性愈益清晰化和具体化的基础上，增加其抗议地点和方式的可选择性。说到底，这其实也就是变一党专政为多元政治。当然，这就得问一问中共愿意与否了。如果中共愿意，那么，所谓的圣地也必然随着单一政治图腾和象征的消逝而消逝。若中共不愿意，那么，那些把天安门广场当成圣地的人，就得持续不断地忍受种种络绎不绝的“不敬”行为。或许，他们会在持续不断的愤怒中，发现那些抗议者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理由，日后说不定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同一象征物上。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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