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查阅“爱知行动”网页(http://www.aizhi.org/)时，看到这份报告已经在“新书阅读”栏目中全文刊出，同时刊出的还有《跌倒的牧羊人－－安全性教育（综合性教育）和唯禁欲教育（性纯洁教育）比较研究》（2000年7月）和《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女性的现状与未来》、《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经典》等书籍或翻译作品。

众所周知，腐败在今日中国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全社会的普遍现象、已经是中国的特色，成为一种“文化”。这种“特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福利部门和机构已经不顾公众健康，深深卷入了致力于优先谋取个人或部门私利的大潮，于是发生了“人类公共卫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故”：在中国河南省，当地卫生部门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动员那里许多村庄的居民积极参与卖血，在卖血过程中因为交叉感染染上艾滋病病毒，许多人已经死亡。根据专家意见，那里感染艾滋病病毒至少有数十万人，甚至可能有百万以上。艾滋病流行已经影响了人民的健康、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安全。河南的卫生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了残害人民健康的衙门！河南农民的“生存权”、“健康权”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践踏和剥夺。

1995年开始，医学专家和新闻媒体开始关注河南省艾滋病流行和卖血的情况，但是这些研究和报道受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党政部门的干扰，许多专家、记者和媒体受到口头警告、开除工作，或遭政府文件点名批评。在该报告《序言》里受到特别表彰的人士中，至少有四位是这方面的典型：如妇科医生高耀洁。1996年，发现自己的病人死于艾滋病，随后自发地组织民间资源，开展艾滋病教育和防治工作。因为她的勇敢和坚持，外界得以知道河南艾滋病流行的情况。高因此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2001年度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权奖，但中国政府却阻挠她出国领奖；医学研究人员王书平。她1995年发现当地卖血者中流行艾滋病病毒，上访并报告政府，结果促成国务院和卫生部下令停止非法采血，随后颁布《献血法》。但她个人却因此受到迫害，她的研究也被作为“国家秘密”封存；新闻记者张继承：1999年底，因为报道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失去在《河南科技报》社的工作；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罗林：去年，因为报道河南艾滋病情况，被河南卫生官员指责为“特务”并在今年遭到外交部发言人警告。其实，这份报告的主持人和编辑，万延海先生本身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就是因为较早（9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方面的事业，而被迫失去公职离开卫生部的。

在世界预防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在读这份《腐败、艾滋病和中国国家灾难》报告的时候，我感到必须要给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人士正名，不但要还他们的清白，而且还要感谢他们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的确，在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多方面的关注下，河南卖血导致艾滋病流行的丑闻终于大白天下，未来的医学教科书一定会记录下中国历史上这一并不光彩的篇章！日前，北京政府也出面举行了“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许多过去被压著捂著的事情，不管以什么样的名义，已经公然走到台前，高耀杰、万延海等所代表的人道关怀、文明潮流，又岂是传统的专制压迫所能阻挡得了？！